《公司法》第12条的修订建议
——兼论公司转投资的利弊
沈诚 上海外贸学院法学院
公司转投资是指公司作为投资主体，以公司法人财产作为对另一企业的出资，从而使本公司成为另一企业成员的行为。1我国《公司法》第12条对公司转投资作出了规定，总体上采取了严格、单向限制的态度，法条本身也存在内容不完善，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在当前公司法面临重大修订之时，该条的修改也引来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本文首先探讨了第12条的立法缺陷，并在简要分析了公司转投资利弊的基础上，对《公司法》的修改和完善提出一些建议。
一、对第12条的评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2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它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并以该出资额为限对所投资公司承担责任。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在投资后，接受被投资公司以利润转增的资本，其增加额不包括在内。”一般而言，其存在如下三方面的立法缺陷。
1、转投资对象方面的缺陷
我国《公司法》第12条第l款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从立法者本意来看，这一规定旨在禁止公司成为其他经济组织中承担无限责任的成员或股东，避免在该经济组织的资产不足清偿债务时承担连带责任，从而损害公司股东和债权入的权益。2对公司能否转投资于其他企业法人这个问题，我国《公司法》第12条未作明确规定。在我国的实践中，企业法人以公司企业法人和非公司企业法人两类形式行在。公司企业法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以其全部出资（或股份）为限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非公司企业法人，主要指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人和外资企业法人。除法律另有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以国家授予它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以企业所有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人和外资企业法人以企业所有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41、48条）由此可见，非公司企业法人的投资者对所投资的企业是承担有限责任。如果说立法者是基于使公司避免承担无限责任的考虑，那么有限责任公司向非公司形式的企业法人投资，并不违背其本意，因为投资者对企业法人债务的承担亦是一种有限责任。故在企业法人存在公司与非公司两种形态的情况下，不应将公司转投资的对象只限于公司法所称的两类公司。3
2、确定净资产的缺陷
《公司法》第12条第2款规定，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与控股公司外，对一般公司进行转投资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由此可知，公司转投资限额的确定标准是公司的净资产额。但如何确定公司的净资产额，却存在困难。会计学上的“净资产” 又称所有者权益，指公司资产减去公司负债后的余额，包括股本、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4净资产是一个变量，它随着公司的持续经营，随着公司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之股息和损益等经常发生变动，难以掌握。另外，不同的会计原则和会计核算方法下的计算结果也截然不同。但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采用什么时点及通过什么原则方法计算的净资产，缺乏可操作性可见一斑。因此，以公司何时的净资产作为基数来计算累计投资额，是一个产生于立法中而又难以从立法中得到答案的问题。5
3、法律责任的缺陷
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应包括假定、处理和制裁三部分。假定是规定适用该规范的条件和情况，处理是行为规则本身，制裁是规定违反该规范时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6我国《公司法》第12条对转投资作了限制，但对违反转投资限制性条款的责任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从法律实施的角度看，这会使本来就单薄的法律条文形同虚设，不能达到立法目的。违法的公司转投资通常是在公司净资产为零或为负时，或投资额越过净资产50%的情形下实施的，这就极易使公司资产不充实，无法按期清偿债务而与债权人间产生经济纠纷。这都涉及到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明确各方当事人的民事法律责任，如何在相关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干涉的前提下，依法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正如有学者所言，我国的转投资限制立法虽有其特色和优势，但是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突出表现在缺乏法律后果的规定，尤其是关于民法法律责任的规定。7
二、公司转投资的利弊
转投资之所以受到公司及其股东的青睐，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其能够有效利用资本，增加投资渠道，促进企业经营多元化和自由化，并分散投资风险，提高营利能力，以追求更稳定的投资回报。8此外，通过转投资以及由此而生的母子公司、相互持股公司，将有利于建立并巩固企业之间的联合，形成稳固的企业集团，发展规模经济，从而大大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竞争能力。公司转投资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已经成为企业间相互联合的一种特别重要的手段和工具。
然而，公司转投资从制度上来讲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资本虚增
资本确定、资本维持和资本不变是现代公司法的三大基本原则，其用意在于维持公司资本的真实性，充分体现了维护公司信用、交易安全和债权人利益的要求。但是，公司的转投资行为却有违上述原则。比如，公司A的资本额为8000万，用4000万投资设立B公司，B公司又以2000万投资设立C公司，C公司再以1000万投资设立D公司。如此一来，A、B、C、D四家公司即使不进行任何经营活动，其帐面资本额已经累计虚增资本7000万元。这仅是单向转投资的情形，在双向转投资中这种危害则更为显著，一旦双方回购又将造成实质性减资。 转投资行为导致资本虚增的不利后果是明显的。从极端而言，公司与银行一样同具有制造货币的功能，公司的资本不但不能真实地反映公司的经济实力，反而使债权人误认为公司资本雄厚，盲目信任公司的实力而与其交易，妨碍了交易安全，不利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9
2、经营者控制公司股东会
在相互转投资情形下，董事、监事可能利用转投资控制本公司股东会。10转投资公司一旦将一部分资产转投资于目标公司后，初始股东便失去了对该转投资部分资产的最终控制，不得对目标公司中的该部分资产行使控制权，而由转投资公司的经营者代表公司行使出资者权益。这样，一旦初始股东对目标公司失去了控制就很难防止董事、监事、经理以损害股东利益为代价来获取他们自身的利益。此外，在公司转投资情形下，经营者处于绝对的控制支配地位，极易形成无责任经营，即使其未尽管理人义务或过错造成公司损害亦不会受到任何责任的追究。
3、规避法律
在公司转投资持有被投资公司股权超过50%时，即构成母子公司关系。此时，形式上两公司皆为独立主体，但实质上子公司已全部或部分丧失了自主性，其经营政策都由母公司决定，因而子公司常常被母公司用作逃避税收，规避法律甚至违法犯罪的工具。具体的表现有：母公司把子公司看作自己的分支机构、办事处而不仅仅是被控公司；母公司和子公司财产竞合，母公司从子公司中大量借款而不归还；将子公司作为本公司担保负债的工具等。11
三、修法建议
近年来，每次全国人大会议期间都有代表提出议案，建议删除《公司法》第12条第二款的文字。今年《公司法》的修改终于列入国家的立法规划，面临全面的修订。在此过程中，第12条的确引来业界较多的关注，各方面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50%的限制上。有学者认为，“公司对外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的规定严重制约以投资主体形成为标志的现代企业法人制度的建立，极不利于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建议删掉《公司法》第12条的有关规定，由公司根据本身的具体情况自行确定其对外投资的数额和比例”。12也有学者指出，“转投资确实是不可避免的，但虚增资本是应该有所限制的。如果没有限制的话，它100万可以变1亿，十亿，一百亿甚至一千亿，这个社会在经济上还能运转吗？应该限制，最多不超过一倍”。13在最新一稿的《公司法》修改草案中，采取了删除原来第2款的做法，即将第12条修改为“公司可以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并以该出资额为限对所投资公司承担责任”，实际上是回应了上述第一种较激进的观点。
笔者认为，首先，转投资限额的比例是一个扯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其影响力并不局限与公司法本身，而关系到证券市场，资本市场，以至于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对其作出的任何变化都应该慎之又慎。我国还处于经济转型的大环境之下，虽然国家正加大以法治市（场）的强度，但必须承认法律缺位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从宏观上来将，整个资本市场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法律框架，监管体制混乱，市场行为多带有投机性质。从微观上来说，大多数公司离现代法人制度还有很大的差距，一方面是由于行政力量对公司的渗透，另一方面是公司内部机构之间不能形成有效的牵制。从历史上来看，法律规则的变动往往造成资本市场的相关领域“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当前，大股东利用上市公司圈钱也已成为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阻碍之一。在这样的环境下，很难想象完全取消转投资额的限制之后，转投资不会沦为公司经理层控制公司股东会、规避法律的又一工具。所以，在公司法上一下子完全放开对转投资额限制的时机还不成熟。至于限额的具体比例定在50%是否合适则是一个技术问题，需要进一步论证。
其次，如上文所言，现行《公司法》第12条的缺陷不仅仅是投资限额一个问题，还包括转投资对象的界定，违反转投资数额限制的后果，关于净资产的计算，母子公司方面的规定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本次公司法修订，也应对这些重要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像在修改草案中仅保留第一款规定的做法，使原本就不完善、缺乏操作性的规定，显得更加单薄。
综上所述，对于本次第12条的修改，笔者建议最好走一条渐进式的道路，吸收有关国家或地区较成熟的立法例的有益经验，注重对现有立法缺陷的完善。从这个角度讲，台湾地区的《公司法》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同属大陆法国家，有相似的制度渊源和法律习惯。台湾现行的法律大多源于中国清末西法东进过程中的一些立法成果，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推翻了包括六法全书在内的旧有法律，但不可否认那些留存在旧法中的中华民族固有的法的精神对之后制定的法律仍保有深远的影响力。这种同宗性使我们在吸收台湾地区相关制度时较少出现“并发症”。具体就《公司法》第12条第2款而言，根据一些学者的考察14，完全就是将台湾公司法第13条第I、II两项的内容做了一次比较失败的结合。笔者认为，原先的第12条继承了台湾公司法第13条的形式缺陷，而没有真正把握其实质。台湾公司法第13条对转投资的比例也做了限制15，但采取的是一般加例外的立法模式，这种例外不像现行第12条中仅对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的“网开一面”，其更注重的是保障股东对公司经营的重大决策权，换言之，只要一定比例的股东同意，转投资是可以突破法定比例限制的。16 除此之外，台湾法第13条还加入了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17这两点值得我们在公司法修订的过程中予以借鉴。
笔者建议，可参考台湾公司相关规定，将《公司法》第12条先作如下修改：
第十二条 公司可以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并以该出资额为限对所投资公司承担责任。
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或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依下列各款规定，取得股东同意或股东会决议外，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实际资产的百分之五十：
1、有限责任公司经全体股东同意。
2、股份有限公司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半数以上通过的股东会决议。
在投资后，公司因接受被投资公司以盈余或公积增资配股所得的股份，不计入前项投资总额。
公司负责人违反第一项规定时，各处人民币[ ]万元以下罚款，并赔偿公司因此所受的损害。
四、结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和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民事诉讼法（试行）两个若干问题解答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和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民事诉讼法（试行）两个若干问题解答的通知
1987年7月21日，最高法院
通 知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各级军事法院，各铁路运输法院，各海事法院：
现将《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的若干问题的解答》、《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具体适用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若干问题的解答》发给你们，望在经济审判工作中贯彻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和意见，请及时报告我院．
1987年7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的若干问题的解答
一、关于合同签订人未持正式的授权委托书签订合同，其代理资格和权限应当如何认定问题
经济合同法第十条规定：“代订经济合同，必须事先取得委托单位的委托证明，并根据授权范围以委托单位的名义签订，才对委托单位直接产生权利和义务．”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书面委托代理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对于有些单位授权本单位的业务人员或者委托外单位的人员签订合同，但未给予正式的授权委托书的，合同签订人的代理资格和代理权限应如何认定，须作具体分析：
（一）合同签订人用委托单位的合同专用章或者加盖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签订合同的，应视为委托单位授予合同签订人代理权．委托单位对合同签订人签订的合同，应当承担责任．
（二）合同签订人持有委托单位出具的介绍信签订合同的，应视为委托单位授予代理权．介绍信中对代理事项、授权范围表达不明的，委托单位对该项合同应当承担责任，合同签订人应负连带责任．
（三）合同签订人未持委托单位出具的任何授权委托证明签订合同的，如果委托单位未予盖章，合同不能成立，责任由签订人自负；如果委托单位已经开始履行，应视为对合同签订人的行为已予追认，因而对该项合同应当承担责任，需要继续履行的应当补办盖章等手续．
二、关于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签订的经济合同应当如何认定问题
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业章和合同书是单位对外进行活动的重要凭证，不得借用，更不得借此非法牟利．对借用其他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签订的经济合同，应当确认为无效合同．出借单位与借用人对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负连带责任．出借单位收取的“手续费”、“管理费”，应作为非法所得予以追缴，上交国库．
借用人与出借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承包关系，且借用人签订合同是进行正当的经营活动，则可不作为无效合同对待．但出借单位应当与借用人对合同的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负连带赔偿责任．
合同签订人盗用单位的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签订经济合同的，应当确认为无效合同，一切责任应由盗用人自负；构成犯罪的，应及时移送公安、检察机关处理．
三、关于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就地转手倒卖活动的通知》如何适用问题
国务院于1985年3月13日发布了《关于坚决制止就地转手倒卖活动的通知》（简称国务院［1985］37号文件），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业部和国家物资局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1985］37号文件，规定了禁止就地倒卖的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的品种范围．据此，对于在国务院［1985］37号文件发布后签订的经济合同，凡是违反37号文件规定的，应当一律认定为无效合同．对于在国务院［1985］37号文件发布前签订的经济合同要区别不同情况，适当处理：
（一）合同签订时，合同内容违反当时国家的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的，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
（二）合同签订时，合同内容并不违反当时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规定，且在国务院［1985］37号文件发布前已经履行完毕的，可以认定为有效合同．
（三）合同签订时，合同内容虽不违反当时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规定，但是在［1985］37号文件颁布后，合同内容违反文件规定的，如果是部分没有履行，应当宣布合同终止履行；如果是完全没有履行，应当依法解除合同；对有关财产争议，可按实际情况处理．
四、关于超越经营范围或者违反经营方式签订的经济合同是否有效问题
工商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济组织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核准登记或者主管机关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从事正当的经营活动．超越经营范围或者违反经营方式所签订的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例如：非法经营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的；零售商经营批发业务的；代销商搞经销的；只准在特定地区内销售的进口商品，未经批准私自流入其他地区的，等等，均应按无效合同处理．全部为超营项目的，全部无效；部分为超营项目的，超营部分无效．
五、关于无实际履约能力的工商企业签订的经济合同应当如何认定问题
订立经济合同的当事人应当具有与其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自有资金和履行合同、承担责任的能力．现在有些工商企业虽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取得了营业执照，但是明知自己没有履约能力，仍与其他单位签订经济合同，其行为具有欺诈性质．经济合同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所签订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因此，对于这些无实际履约能力的工商企业所签订的经济合同，应当确认为无效合同．
有些工商企业，签订的经济合同虽然超出了自有资金或者已有的货源，但在合同规定的履行期内通过正当渠道可以筹集到履行合同所需要的资金，或者经过努力，可以落实履行合同所需要的货源的，则可以定为有效合同．
六、关于订立假经济合同、倒卖经济合同、利用经济合同买空卖空、转包渔利等违法行为如何认定问题
合同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为了规避法律，达到非法的目的，采用欺骗手段，订立形式上合法而实际上不准备履行的经济合同，是假经济合同．对于假经济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
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将自己签订的经济合同或者从他人转手得到的经济合同，加价转卖给第三人，从中牟取非法利益，是倒卖经济合同．对于倒卖经济合同，应当确认为无效合同．在实践中，要注意区分非法倒卖经济合同与合法转让经济合同的界限．合法转让是取得合同对方当事人的同意，转让的目的是使合同能继续履行，而不是为了牟取非法利益．
合同当事人自己无资金，无货源，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规，采取签订合同的方式，合同标的不过手，从中牟取非法利益，是利用经济合同买空卖空．对于买空卖空的经济合同，应当确认为无效合同．在实践中，要注意区别买空卖空与一时缺少履行能力的界限．供方当事人虽无现货，但它是生产该种货物的企业或者有正当货源保证的经营该种货物的单位，只是由于某种客观原因暂时未能供货的；需方当事人一时部分资金短绌，经过努力即可解决的，不应视为买空卖空．
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的承包方、加工承揽合同的承揽方未经发包方、定作方的同意，擅自将合同转包给第三人并从中牟取非法利益，是利用经济合同转包渔利．对于转包渔利的经济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要注意不要把合法分包与非法的转包渔利相混淆．
订立假经济合同、倒卖经济合同、利用经济合同买空卖空、转包渔利都是违法行为，其非法所得应予收缴，并可根据情节，依法给予罚款等制裁；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公安、检察机关处理．
七、关于连环购销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问题
所谓连环购销合同，是指以同一标的签订一连串的购销合同，即需方与供方签订购销合同后，又以供方身份就同一标的与他人签订购销合同，以此类推，各个购销合同之间形成一种连环关系．各个购销合同的效力如何，要根据该合同本身的具体情况认定，即从合同的标的物、法人资格、代理权限、经营范围、经营方式、订约意思表示等方面分析，依法确认合同是否有效．
八、关于给付定金问题
（一）关于给付定金的适用问题．定金是对合同履行的一种担保，是否采用这种担保方式，由合同当事人自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农副产品购销合同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条例》及《加工承揽合同条例》，对给付定金问题作了规定．《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条例》对给付定金问题虽然未作规定，但是根据经济合同法第十四条“当事人一方可向对方给付定金”的规定，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的当事人自行约定给付定金的，应当允许．
（二）关于定金的数额问题．定金的数额，条例有具体规定的，按规定办理；允许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的，从其约定．例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勘察任务的定金为勘察费的30％，设计任务的定金为估算设计费的20％”。当事人签订合同时必须按照具体规定的数额办理．《加工承揽合同条例》第九条规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定作方可向承揽方交付定金．定金的数额由双方协商确定”．因此，加工承揽合同的当事人自行约定的定金数额，如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应当允许．
（三）关于不完全履行合同是否适用定金罚则的问题．《农副产品购销合同条例》第十七条第六款和第十八条第六款规定，供方不完全履行预购合同的，应加倍偿还不履行部分的预付定金；需方不完全履行预购合同的，无权收回未履行部分的预付定金．其他允许给付定金的各类经济合同不完全履行的，也可以照此办理．
（四）关于定金与违约金能否并用问题．定金与违约金的性质不同．定金是一种担保方式，而违约金是对违约的一种制裁和补偿手段．所以合同的一方可以在对方违约时既要求对方偿付违约金，又要求按定金罚则处理定金问题，只要法律和法规没有相反规定，就应当予以保护，但并用的结果应以不超过合同标的价金总额为限．
九、关于违约金的适用问题
经济合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经济合同时，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对于各类经济合同在何种场合应当如何偿付违约金，国务院发布的有关经济合同的实施条例或者实施细则作了具体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时，对于违约金的支付，应当根据有关的经济合同实施条例或者实施细则中的规定，作出处理：
（一）条例或者细则具体规定了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未允许当事人另行约定的，例如《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五项、第三十六条第三项和第四项，《农副产品购销合同条例》第十八条第三项和第五项，《借款合同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加工承揽合同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五项，规定逾期交货、逾期提货、逾期付款，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延期付款、加收罚息等规定偿付违约金，或者按价金（酬金）总额的一定比例偿付违约金．当事人违反这些规定，在合同中另行约定违约金的，应当确认其为无效，并仍按条例的规定办理．
（二）条例或者细则规定了违约金的比例幅度，同时又允许当事人在此法定比例幅度内商定具体比例或者数额的，例如，《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项、第三十六条第一项，《农副产品购销合同条例》第十七条第一、二、四项和第十八条第一、二项，《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第十三条第二项第四目，《加工承揽合同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第二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就是如此．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如在法定比例幅度之内，应承认其为有效；超出法定比例幅度的，超出部分应当确认为无效；低于法定比例幅度的，应当按法定的最低限执行．
（三）条例或者细则虽然规定了违约金的数额，但又允许当事人在合同中另行约定，不受其限制，或者规定当事人的约定优先于法定的，例如，按照《仓储保管合同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加工承揽合同条例》第二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合同当事人有权在法定违约金的范围以外自由商定违约金的数额．对于当事人的此种约定，应当承认其为有效．
（四）条例或者细则对违约金不作具体规定，完全由当事人自行约定的，例如《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第十三条第一项第二目和第二项第四目规定，承包交付工程的时间不符合规定，或者发包方超过合同规定日期验收，按合同中的违约责任条款的规定偿付逾期违约金．对于当事人在合同中的此种约定，应当承认其为有效．
但是，在（三）、（四）两种情况下，为防止当事人滥用自行约定的权利，违约金的数额一般以不超过合同未履行部分的价金总额为限，对超出部分，可不予保护．
十、关于乡（镇）、村举办的企业资不抵债如何处理问题
乡（镇）、村举办的企业由于亏损等原因资不抵债或者倒闭的，其所遗留的合同债务，由谁负责，应当区别对待：该企业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应当由该企业自行负责；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应当由其主管部门负连带清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具体适用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若干问题的解答
一、关于连环购销合同纠纷案件的地域管辖问题
连环购销合同大多跨越几个地区．一个合同发生纠纷，往往会牵动其他合同．对于连环购销合同纠纷案件，一般仍由各有管辖权的法院分别处理，必要时可将前后合同中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列为本案的第三人通知其参加诉讼．如果这种连环的购销合同已由几个法院分别审理，各法院相互之间应主动联系配合，并可就管辖问题进行协商．如果经过协商，认为将连环购销合同纠纷纳入一个诉讼更有利于处理的，也可由一个法院统一管辖．连环购销合同涉及犯罪的，应按规定及时移送公安、检察机关处理．
二、关于解决管辖权争议的问题
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管辖权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了的，报它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据此，同属一个地、市辖区的两个基层法院发生管辖争议的，如果双方协商解决不了，由该地、市的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同属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两个法院发生管辖争议的，如果双方协商解决不了，由该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两个法院发生管辖争议的，如果双方协商解决不了，应当上报各自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由两个高级人民法院协商解决；两个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协商仍解决不了，应各自具陈意见，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案件的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向受理该案的法院提出．受理该案的法院在对该案进行实体审理之前，应先审议当事人对管辖提出的异议，就本法院对该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问题依法作出书面裁定．裁定应当送达双方当事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当事人在二审法院确定该案的管辖权后，即应按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三、关于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乡（镇）、村举办的企业和街道举办的企业关闭后，由谁作为被告参加诉讼的问题
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乡（镇）、村举办的企业和街道举办的企业因为经营不善、管理体制变革而关闭的，有关它们的诉讼应由其主管部门或者主办单位作为被告参加诉讼．
四、关于不具备法人条件的联营组织或者合伙组织进行诉讼由谁作为当事人的问题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不具备法人条件的经济联合体，有的是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与事业单位之间的联营，有的是两个以上的公民的合伙经营，但都是按照联营或者合伙的协议组合的，在联营或者合伙的协议中，规定了联营或者合伙各方的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等事项．这类不具有法人条件的联营组织或者合伙组织与他人发生经济纠纷诉讼到法院时，起字号的，以其依法核准的字号作为诉讼主体，由该组织的负责人为诉讼代表人；未起字号的，应由组成该联营组织的各方或者合伙组织的合伙人作为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联营方或者合伙人众多的，可以推举代表进行诉讼，该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全体联营方或者合伙人发生效力．
五、关于非法出借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空白合同书的出借人与借用人的诉讼地位问题
企、事业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章的空白合同书，仅供本单位正常业务专用，不得互相借用．非法出借本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章的空白合同书供他人签订经济合同的，不论出借人出于何种目的，就该经济合同而言，出借人已成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它与借用人在有关该项经济合同的诉讼中，应作为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如果出借人与借用人是被诉方，应列为共同被告；如果借用人起诉，而出借人未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九十一条的规定，通知出借人参加诉讼．
六、关于经济合同的保证人的诉讼地位问题
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第一项规定：“保证人向债权人保证债务人履行债务，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按照约定由保证人履行或者承担连带责任．”经济合同法第十五条也规定：“保证单位是保证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的关系人．被保证的当事人不履行合同的时候，由保证单位连带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因此，在诉讼中，应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保证人代替被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被保证人追偿．如果被保证人已经终止或消失，则可将保证人作为被告．
七、关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问题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需要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时，应当用通知书通知其参加诉讼．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后，有权了解原告起诉、被告答辩的事实和理由，并向人民法院递交陈述意见书，陈述自己对该争议的意见．开庭审理时，人民法院应当用传票传唤其出庭．在庭审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陈述意见，提供证据，参加法庭辩论．如果经过两次合法传唤，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协议中确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应当承担的义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必须执行；无正当理由拒不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八、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如何着重调解的问题
人民法院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也应当着重进行调解．但是调解不是必经程序．对于经济行政案件、确认合同无效的案件以及有违法犯罪活动的案件，不能调解．在处理案件时，是调解还是判决，应从实际情况出发，能调则调，该判则判．既不能片面追求调解结案率，久调不决；也不应能调不调，一判了事．
调解应当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不能只调不查或者先调后查．不论是调解结案还是判决结案，在确认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是非责任方面，应当是一致的，不能无原则地“和稀泥”，或者因为是调解结案而回避违约的过错责任．
调解必须坚持自愿、合法，通过法制宣传和教育疏导，促使当事人自觉自愿地达成调解协议，而不得强迫调解或者变相强迫调解．调解结案同判决结案可以在处理结果上有所差异，但不得违反法律和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