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妻制的古代传统与现代法的应对/徐爱国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15:00:49 浏览: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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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妻制的古代传统与现代社会的遗迹
现代婚姻制度以一夫一妻制为标志。历史地讲，一夫一妻婚姻的合法性，制度上起源于古罗马，观念上源于基督教。逻辑上看，一夫一妻制对应于团体婚制或多元婚制，其中包含了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团体婚姻或多元婚姻是一个性别中立的术语，它指有多个配偶的婚姻，并不管性别的组合。
1957年人类学者默多克提出，世界文明中75%的人群实行着某种程度的多妻制，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并不普遍，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称此制存在于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专文探讨过那里的多夫制。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称为一夫一妻多妾制。当代婚姻法学者有时候作出形式上的界定和实质上的界定。从形式上讲，中国古代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度，因为从法律上讲，“妾不是妻”；从实质上讲，一个男子与多个女子共时同居，妻与妾并无实质上的差异，因此，古代中国实际上为多妻制。
现代法律反对多妻制，但是现实生活中，多妻制的遗迹普遍存在。在美国，大约有3万到10万个家庭实行着多元婚姻。19世纪30年代，约瑟夫·史密斯创立了摩门教，教徒们实行多妻制。1890年受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打压之后，曾销声匿迹一段时间。不过，到了20世纪，原教旨主义者们一度要复兴摩门教，信奉并秘密实行多妻制。他们把自己的信仰视为“天堂婚姻”或者“天堂法则”，称之为“宗教信仰、政府结构和良好宪法自由的核心”。他们称“多妻制属于婚姻的习俗，是上帝的盟约和法律”，“在适当的规则下，它是神圣的、正义的、善良的、纯洁的制度。以上帝的名义，它丰富地保佑、保存和兴旺了一个民族”。除摩门教外，还存在着其他的多妻制信仰者，其中包括福音基督教徒、非洲希伯来耶路撒冷犹太人、亲伊斯兰民族和逊尼派的穆斯林。
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和黑人种族主义者也支持多妻制。有些黑人团体认为，多妻制是保持黑人家庭的方式。在他们看来，67.1%的黑人孩子出自于婚姻之外，34.5%生活于贫困之中。实行多妻制，能使黑人女子得到男人的资助，孩子得到现实的和忠诚的父亲。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则把多妻制当做性别战争的潜在武器，“夫主外妻主内”的婚姻使女子在家庭及社会中处于从属的地位。多妻制却给了她们一种选择，它能够在婚姻中提供一种“姐妹情”，由此平衡工作和家庭义务，使每个妻子有更多的休闲时间。犹他州妇女组织副主席露西·马琳说，“对职业女性而言，多妻制看上去是一个很美妙的主意，她在职场上战斗，家里有个放心的人在照看她的孩子”。南非现任总统是一个多妻制赞同者，将多妻制当做一种抗击艾滋病的武器，法国第一夫人卡拉宣称多妻制优于一夫一妻制。南非承认了包括多妻制在内的旧式婚姻，加拿大政府一度研究是否应该将多妻制合法化。
美国摩门教的多妻制习俗与现代法律的围剿
19世纪，摩门教在美国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兴起。北纽约一个叫做史密斯的农民，称他从一个天使那里接受到了一只金盘，上有摩门书。书中描述了一段历史，讲述面对被驱逐的希伯来人如何迁徙到美洲大陆。他翻译了此书，与他的几个追随者于1830年正式建立了摩门教。
1830年，史密斯及追随者们在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和密苏里）建立了共同体，他们争取地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在地方、州和联邦层面上担任政治公职。从其早期开始，就有传闻摩门教实行多妻制。摩门教与对立势力的紧张关系最终导致了武力冲突，州长发布命令驱逐和“消灭”摩门教徒。史密斯以叛国罪被宣判死刑，他让他的继任者扬把摩门教迁移到伊利诺衣。当史密斯逃出监狱后，他在那里与摩门教徒会合。1839年，摩门教公开实行多妻制，那一年，史密斯娶了一位16岁的女孩。摩门教徒与当地非教徒的冲突依然存在。异议者的报纸谴责史密斯和他的教会头目们对市政府的政治控制，并谴责他们的多妻制。教会控制的市理事会则突袭了报社办公室，捣毁了印刷厂。市政府后对史密斯和其他教会头目提起指控。史密斯在特殊的保护下被送进了监狱。不过，由于安全措施疏漏，他被一个愤怒的暴徒杀死。扬于1845年至1848年将摩门教从伊州经爱荷华州和内布拉斯加州最后到达犹他州，此后，多妻制才成为公开的教会官方教义。摩门教特别选择一个无人居住的地方，以求自治不受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涉阻扰。1852年，扬公开批准了多妻制，教会和头目们广泛地致力于多妻实践。1856年至1857年间，也就是著名的摩门教改革时期，一夫多妻迅速增长。在其最为流行时期，近20%的摩门教徒实行多妻制。1857年6月，布坎南总统任命犹他州新州长，同时任命一大堆司法和行政官员。为了保护他们，且在犹他重建联邦秩序，总统派送了2500名骑兵。联邦军队与摩门教徒在盐湖城交战。次年，总统派员与摩门教达成和解，扬投降，新州长上任。
美国内战后，国会、法院和州联手对付摩门教。1862年，国会通过了莫利尔法案，禁止多妻制。该法案规定：“有一夫或一妻共同生活的任何人，在美国境内或排他司法管辖区内嫁娶其他人者，……将被判处重婚罪。犯罪一旦确立，他将被处以不超过500美元的罚金，不超过5年的监禁。”任何宗教或者慈善团体不得获得或者保有超过5万美金的不动产，超过部分将没收归于联邦政府。1874年国会通过的波兰德法案，则选择通过司法来反对多妻制。从此，立法与司法开始合并发挥作用。该法案取消了犹他法院除离婚外的民事、刑事和大法官事务案件的管辖权。于是，多妻制的诉讼集中于联邦法院，摩门教领袖们遭到联邦检察官的逮捕。
此法案下的瑞诺尔兹案最为著名。此案中，被告是扬的私人秘书，在发案之前几个月刚娶了他的第二个妻子。被告不是教会的头目，只是在教会里享有受尊重的位置。他被挑选出来作为多妻制的公共形象：老男人娶小女孩。起初，本案双方曾达成妥协：被告方提供证人，检方不定罪。但是，当摩门教得知官方会反悔的时候，他们都拒绝作证。被告几乎无法被认定犯罪的时候，非摩门教的律师建议传唤被告的第二个妻子亚美利亚出庭。亚美利亚的怀孕体态，成为被告多妻的证明。陪审团判定被告有罪，被告不服，上诉直至联邦最高法院。双方都聘请了杰出的律师，检方集中讨论多妻制、道德性和人道主义，被告方则讨论宗教信仰自由，还引用了麦迪逊和杰弗逊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论。最高法院同意检方的意见，认定摩门教徒没有多妻的宪法性权利。斯卡里大法官在判决书里写道，“在北欧和西欧各国中，多妻制永远是可憎的。直到摩门教建立为止，它几乎是亚洲和非洲民族的专门生活特征”。大法官引用检方的说法：“多妻制是亚洲人和非洲人的生活方式，它劣于西北欧洲的生活方式”。多妻制是“未开化的”陋习，类似于印度教中妇女被火焚的殉葬制度。大法官的结论是，多妻制会损毁民主自由的国家。
此后，1882年和1887年两部爱德蒙法案依然通过诉讼打压多妻制，到19世纪末，摩门教徒开始定居他所，如亚利桑那、内华达、怀俄明和科罗拉多，另外一些则去了他国，如加拿大和墨西哥。1891年，摩门教主席武德鲁夫发布声明：以上帝的名义放弃多妻制实践。2年后，犹他宪法正式宣告“多妻制度和多元婚姻永远被禁止”。如今，多妻制在全美国范围内都是违法的。同时，因为证明的困难，法律执行机关对多妻制采取“自生自灭”的态度。在法律层面上，州政府采取间接的方式应付多妻家庭，比如禁止儿童重婚，提高同意结婚的年纪，对逼迫年轻女子多妻的犯罪提高刑罚。
中国过去的一夫一妻多妾制与现代香港法的应对
前已提及，在中国古代，形式上为一夫一妻制，实质上则实行多妻制。古代社会，但凡官宦殷实之家，男主人大多纳妾。于是，中国古代家庭内的称呼是异常复杂的。以《唐律疏义》为例，《名例》篇涉及“母”名号的地方，有“亲母”（生母）、“继母”（嫡母死亡或者被休，父亲再娶的为继母）、“嫡母”（父亲非生己身的妻、庶子称父之正妻为嫡母）、“慈母”（妾无子女，或者妾的子女失去母亲的，父亲指令他们成为母子，称为慈母）、“出母”（被休弃离家之母）、“养母”（无儿，收养宗族内人的儿女，称养母）。以女子名号区分，则有“妻”、“妾”和“媵”（唐五品以上通贵之高官，有资格在妻之下、妾之上增加媵）。
中国人讲究等级有序的礼制，在家庭内部也是如此。为了让成群的妻妾有序，法律于是规定了妻妾不同的法律地位。法律等级既定，妻妾地位则不许僭越。《礼记》载，夫妻为“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妻是娶的，妾则是买的。《唐律疏义》解释说，妻者，齐也，秦晋为匹。妾通买卖，等数相悬。婢乃贱流，本非辈类；妻讲究门当户对，夫妻平等。《说文解字》说，“妇，与夫齐者也”，妾则讲究男女恩爱；妻只有一个。《唐律疏义》解释说：“一夫一妇，不刊之制。有妻更妻，本不成妻”，妾则无定数。
妻子只能够有一个，因此，法律禁止一女两许，更禁止有妻再娶。《唐律疏义》第175条“许嫁女已报婚书辄悔及更许他人”规定：悔婚者，杖六十；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后娶者知情，减一等。第177条“有妻更娶妻”规定：有妻更娶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妻妾不得乱位。第178条“妻媵妾乱位及以婢为妻”规定：以妻子为妾，以奴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地位高于奴婢）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各还正之。若婢有子及经放为良者，听为妾。《唐律疏义》解释道，乱位者，亏夫妇之正道，亵渎人伦法则，颠倒上下尊卑，混乱了经典礼制。另外，婢虽放良，也不得为妻。
同理，发生夫妻媵妾打斗的地方，刑罚的处罚也是不一样的。依唐律《斗讼》篇第325条，夫殴妻致伤者，减凡人二等，致妻死亡的，以凡人论。夫殴妾者折伤以上者，减妻二等。妻子殴伤杀妾，与夫殴杀妻同。夫过失杀死妻妾的，多无罪。第326条规定，妻殴夫者，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人斗伤三等。致死者，斩。媵及妾犯夫者，各加一等。过失杀伤夫者，各减二等。媵及妾詈夫者，杖八十。妾犯妻者，与夫同。媵犯妻者，减妾一等。妾犯媵者，加凡人一等。杀者，各斩。
1949年前，中国婚姻制度一直保持着一夫一妻多妾制的传统。1950年婚姻法确立了大陆地区的严格一夫一妻制度。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妾”，法律上并无规定，实践上采取自生自灭的态势。国内学人对此的法学探讨也鲜见于法律文献。不过，东南亚和香港地区的司法实践，倒是反映了西方现代法律对东方多妻制的应对。
西方人在东方殖民之后，适用了西方的法律。在财产制度方面，按照西方人的理念塑造东方人的生活，不在话下；而在人格身份方面，推行西方的生活方式，却困难重重。多妻制的问题，尤为突出，因为总不能够让妾携子流落街头，滋生社会问题。在香港，一夫一妻多妾婚姻称为“旧式婚姻”。黄海如博士写有《香港法律对旧式婚姻妇女权益的保护》一文，详细地分析过旧式婚姻在现代法律体系下的应对方式。总体的原则是，法律维护婚姻上的一夫一妻制，不过，过往既成的妾类，其法律上的权利应该受到人权法的保护。
这里，以黄海如博士所引用的一宗发生于2007年的继承案件，我们可以看到现代香港人如何处理妻妾的财产纠纷。死者被继承人为一医生，他的妻子先于他死亡，且无子女，也无遗嘱。被继承人有两位母亲，一为被其父休出之生母，一为妾升为妻的慈母，被继承人对慈母有养育之恩。被继承人死亡后，慈母为遗产执行人。生母为了得到财产，状告了慈母，要求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法律的问题是，二位母亲如何继承死者的遗产？依据香港1971年《无遗嘱者遗产条例》第4条第7款，无配偶及无子女者，父或母可以继承财产。该法为现代法律，并没有考虑到母有妻妾的问题，而现代法律精神则只承认子女只有一对父母。本案中，原、被告都是死者的母亲，就当初的身份而言，一为妻，一为妾，前者生了被继承人，后者养育了被继承人。但是，现代法律却不承认“妾”作为死者的“母”的身份，因此，二级法院都没有支持这位被告“妾”。被告上诉到了终审法院，援引《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她要求提供慈母继承的权利。终审法院仍然不支持被告依照《无遗嘱者遗产条例》继承死者的遗产。法院认为，只有一位母亲可以继承财产，也就是死者的生母，即原告。不过，被告对死者有养育之恩，因此，被告仍然可以按照1995年《财产继承（供养遗属及受养人）条例》第三条第1款和第4款，从死者的遗产中获得经济的给养。
历史上讲，多妻制是古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后来多存在于亚洲和非洲，但也特殊地存在于西方社会。以西欧、北欧和北美为代表的“文明”社会，多妻制被视为野蛮和邪恶。在那里，多妻制因与现代平等和民主原则冲突，受到法律的强力打压，而在东方社会，现代法律则保持了宽松和变通的方式，那就是：在推行一夫一妻婚姻的前提下，对历史遗留的多妻制所涉人群，适当予以人权保护。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现代婚姻制度以一夫一妻制为标志。历史地讲，一夫一妻婚姻的合法性，制度上起源于古罗马，观念上源于基督教。逻辑上看，一夫一妻制对应于团体婚制或多元婚制，其中包含了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团体婚姻或多元婚姻是一个性别中立的术语，它指有多个配偶的婚姻，并不管性别的组合。
1957年人类学者默多克提出，世界文明中75%的人群实行着某种程度的多妻制，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并不普遍，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称此制存在于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专文探讨过那里的多夫制。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称为一夫一妻多妾制。当代婚姻法学者有时候作出形式上的界定和实质上的界定。从形式上讲，中国古代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度，因为从法律上讲，“妾不是妻”；从实质上讲，一个男子与多个女子共时同居，妻与妾并无实质上的差异，因此，古代中国实际上为多妻制。
现代法律反对多妻制，但是现实生活中，多妻制的遗迹普遍存在。在美国，大约有3万到10万个家庭实行着多元婚姻。19世纪30年代，约瑟夫·史密斯创立了摩门教，教徒们实行多妻制。1890年受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打压之后，曾销声匿迹一段时间。不过，到了20世纪，原教旨主义者们一度要复兴摩门教，信奉并秘密实行多妻制。他们把自己的信仰视为“天堂婚姻”或者“天堂法则”，称之为“宗教信仰、政府结构和良好宪法自由的核心”。他们称“多妻制属于婚姻的习俗，是上帝的盟约和法律”，“在适当的规则下，它是神圣的、正义的、善良的、纯洁的制度。以上帝的名义，它丰富地保佑、保存和兴旺了一个民族”。除摩门教外，还存在着其他的多妻制信仰者，其中包括福音基督教徒、非洲希伯来耶路撒冷犹太人、亲伊斯兰民族和逊尼派的穆斯林。
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和黑人种族主义者也支持多妻制。有些黑人团体认为，多妻制是保持黑人家庭的方式。在他们看来，67.1%的黑人孩子出自于婚姻之外，34.5%生活于贫困之中。实行多妻制，能使黑人女子得到男人的资助，孩子得到现实的和忠诚的父亲。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则把多妻制当做性别战争的潜在武器，“夫主外妻主内”的婚姻使女子在家庭及社会中处于从属的地位。多妻制却给了她们一种选择，它能够在婚姻中提供一种“姐妹情”，由此平衡工作和家庭义务，使每个妻子有更多的休闲时间。犹他州妇女组织副主席露西·马琳说，“对职业女性而言，多妻制看上去是一个很美妙的主意，她在职场上战斗，家里有个放心的人在照看她的孩子”。南非现任总统是一个多妻制赞同者，将多妻制当做一种抗击艾滋病的武器，法国第一夫人卡拉宣称多妻制优于一夫一妻制。南非承认了包括多妻制在内的旧式婚姻，加拿大政府一度研究是否应该将多妻制合法化。
美国摩门教的多妻制习俗与现代法律的围剿
19世纪，摩门教在美国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兴起。北纽约一个叫做史密斯的农民，称他从一个天使那里接受到了一只金盘，上有摩门书。书中描述了一段历史，讲述面对被驱逐的希伯来人如何迁徙到美洲大陆。他翻译了此书，与他的几个追随者于1830年正式建立了摩门教。
1830年，史密斯及追随者们在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和密苏里）建立了共同体，他们争取地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在地方、州和联邦层面上担任政治公职。从其早期开始，就有传闻摩门教实行多妻制。摩门教与对立势力的紧张关系最终导致了武力冲突，州长发布命令驱逐和“消灭”摩门教徒。史密斯以叛国罪被宣判死刑，他让他的继任者扬把摩门教迁移到伊利诺衣。当史密斯逃出监狱后，他在那里与摩门教徒会合。1839年，摩门教公开实行多妻制，那一年，史密斯娶了一位16岁的女孩。摩门教徒与当地非教徒的冲突依然存在。异议者的报纸谴责史密斯和他的教会头目们对市政府的政治控制，并谴责他们的多妻制。教会控制的市理事会则突袭了报社办公室，捣毁了印刷厂。市政府后对史密斯和其他教会头目提起指控。史密斯在特殊的保护下被送进了监狱。不过，由于安全措施疏漏，他被一个愤怒的暴徒杀死。扬于1845年至1848年将摩门教从伊州经爱荷华州和内布拉斯加州最后到达犹他州，此后，多妻制才成为公开的教会官方教义。摩门教特别选择一个无人居住的地方，以求自治不受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涉阻扰。1852年，扬公开批准了多妻制，教会和头目们广泛地致力于多妻实践。1856年至1857年间，也就是著名的摩门教改革时期，一夫多妻迅速增长。在其最为流行时期，近20%的摩门教徒实行多妻制。1857年6月，布坎南总统任命犹他州新州长，同时任命一大堆司法和行政官员。为了保护他们，且在犹他重建联邦秩序，总统派送了2500名骑兵。联邦军队与摩门教徒在盐湖城交战。次年，总统派员与摩门教达成和解，扬投降，新州长上任。
美国内战后，国会、法院和州联手对付摩门教。1862年，国会通过了莫利尔法案，禁止多妻制。该法案规定：“有一夫或一妻共同生活的任何人，在美国境内或排他司法管辖区内嫁娶其他人者，……将被判处重婚罪。犯罪一旦确立，他将被处以不超过500美元的罚金，不超过5年的监禁。”任何宗教或者慈善团体不得获得或者保有超过5万美金的不动产，超过部分将没收归于联邦政府。1874年国会通过的波兰德法案，则选择通过司法来反对多妻制。从此，立法与司法开始合并发挥作用。该法案取消了犹他法院除离婚外的民事、刑事和大法官事务案件的管辖权。于是，多妻制的诉讼集中于联邦法院，摩门教领袖们遭到联邦检察官的逮捕。
此法案下的瑞诺尔兹案最为著名。此案中，被告是扬的私人秘书，在发案之前几个月刚娶了他的第二个妻子。被告不是教会的头目，只是在教会里享有受尊重的位置。他被挑选出来作为多妻制的公共形象：老男人娶小女孩。起初，本案双方曾达成妥协：被告方提供证人，检方不定罪。但是，当摩门教得知官方会反悔的时候，他们都拒绝作证。被告几乎无法被认定犯罪的时候，非摩门教的律师建议传唤被告的第二个妻子亚美利亚出庭。亚美利亚的怀孕体态，成为被告多妻的证明。陪审团判定被告有罪，被告不服，上诉直至联邦最高法院。双方都聘请了杰出的律师，检方集中讨论多妻制、道德性和人道主义，被告方则讨论宗教信仰自由，还引用了麦迪逊和杰弗逊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论。最高法院同意检方的意见，认定摩门教徒没有多妻的宪法性权利。斯卡里大法官在判决书里写道，“在北欧和西欧各国中，多妻制永远是可憎的。直到摩门教建立为止，它几乎是亚洲和非洲民族的专门生活特征”。大法官引用检方的说法：“多妻制是亚洲人和非洲人的生活方式，它劣于西北欧洲的生活方式”。多妻制是“未开化的”陋习，类似于印度教中妇女被火焚的殉葬制度。大法官的结论是，多妻制会损毁民主自由的国家。
此后，1882年和1887年两部爱德蒙法案依然通过诉讼打压多妻制，到19世纪末，摩门教徒开始定居他所，如亚利桑那、内华达、怀俄明和科罗拉多，另外一些则去了他国，如加拿大和墨西哥。1891年，摩门教主席武德鲁夫发布声明：以上帝的名义放弃多妻制实践。2年后，犹他宪法正式宣告“多妻制度和多元婚姻永远被禁止”。如今，多妻制在全美国范围内都是违法的。同时，因为证明的困难，法律执行机关对多妻制采取“自生自灭”的态度。在法律层面上，州政府采取间接的方式应付多妻家庭，比如禁止儿童重婚，提高同意结婚的年纪，对逼迫年轻女子多妻的犯罪提高刑罚。
中国过去的一夫一妻多妾制与现代香港法的应对
前已提及，在中国古代，形式上为一夫一妻制，实质上则实行多妻制。古代社会，但凡官宦殷实之家，男主人大多纳妾。于是，中国古代家庭内的称呼是异常复杂的。以《唐律疏义》为例，《名例》篇涉及“母”名号的地方，有“亲母”（生母）、“继母”（嫡母死亡或者被休，父亲再娶的为继母）、“嫡母”（父亲非生己身的妻、庶子称父之正妻为嫡母）、“慈母”（妾无子女，或者妾的子女失去母亲的，父亲指令他们成为母子，称为慈母）、“出母”（被休弃离家之母）、“养母”（无儿，收养宗族内人的儿女，称养母）。以女子名号区分，则有“妻”、“妾”和“媵”（唐五品以上通贵之高官，有资格在妻之下、妾之上增加媵）。
中国人讲究等级有序的礼制，在家庭内部也是如此。为了让成群的妻妾有序，法律于是规定了妻妾不同的法律地位。法律等级既定，妻妾地位则不许僭越。《礼记》载，夫妻为“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妻是娶的，妾则是买的。《唐律疏义》解释说，妻者，齐也，秦晋为匹。妾通买卖，等数相悬。婢乃贱流，本非辈类；妻讲究门当户对，夫妻平等。《说文解字》说，“妇，与夫齐者也”，妾则讲究男女恩爱；妻只有一个。《唐律疏义》解释说：“一夫一妇，不刊之制。有妻更妻，本不成妻”，妾则无定数。
妻子只能够有一个，因此，法律禁止一女两许，更禁止有妻再娶。《唐律疏义》第175条“许嫁女已报婚书辄悔及更许他人”规定：悔婚者，杖六十；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后娶者知情，减一等。第177条“有妻更娶妻”规定：有妻更娶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妻妾不得乱位。第178条“妻媵妾乱位及以婢为妻”规定：以妻子为妾，以奴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地位高于奴婢）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各还正之。若婢有子及经放为良者，听为妾。《唐律疏义》解释道，乱位者，亏夫妇之正道，亵渎人伦法则，颠倒上下尊卑，混乱了经典礼制。另外，婢虽放良，也不得为妻。
同理，发生夫妻媵妾打斗的地方，刑罚的处罚也是不一样的。依唐律《斗讼》篇第325条，夫殴妻致伤者，减凡人二等，致妻死亡的，以凡人论。夫殴妾者折伤以上者，减妻二等。妻子殴伤杀妾，与夫殴杀妻同。夫过失杀死妻妾的，多无罪。第326条规定，妻殴夫者，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人斗伤三等。致死者，斩。媵及妾犯夫者，各加一等。过失杀伤夫者，各减二等。媵及妾詈夫者，杖八十。妾犯妻者，与夫同。媵犯妻者，减妾一等。妾犯媵者，加凡人一等。杀者，各斩。
1949年前，中国婚姻制度一直保持着一夫一妻多妾制的传统。1950年婚姻法确立了大陆地区的严格一夫一妻制度。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妾”，法律上并无规定，实践上采取自生自灭的态势。国内学人对此的法学探讨也鲜见于法律文献。不过，东南亚和香港地区的司法实践，倒是反映了西方现代法律对东方多妻制的应对。
西方人在东方殖民之后，适用了西方的法律。在财产制度方面，按照西方人的理念塑造东方人的生活，不在话下；而在人格身份方面，推行西方的生活方式，却困难重重。多妻制的问题，尤为突出，因为总不能够让妾携子流落街头，滋生社会问题。在香港，一夫一妻多妾婚姻称为“旧式婚姻”。黄海如博士写有《香港法律对旧式婚姻妇女权益的保护》一文，详细地分析过旧式婚姻在现代法律体系下的应对方式。总体的原则是，法律维护婚姻上的一夫一妻制，不过，过往既成的妾类，其法律上的权利应该受到人权法的保护。
这里，以黄海如博士所引用的一宗发生于2007年的继承案件，我们可以看到现代香港人如何处理妻妾的财产纠纷。死者被继承人为一医生，他的妻子先于他死亡，且无子女，也无遗嘱。被继承人有两位母亲，一为被其父休出之生母，一为妾升为妻的慈母，被继承人对慈母有养育之恩。被继承人死亡后，慈母为遗产执行人。生母为了得到财产，状告了慈母，要求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法律的问题是，二位母亲如何继承死者的遗产？依据香港1971年《无遗嘱者遗产条例》第4条第7款，无配偶及无子女者，父或母可以继承财产。该法为现代法律，并没有考虑到母有妻妾的问题，而现代法律精神则只承认子女只有一对父母。本案中，原、被告都是死者的母亲，就当初的身份而言，一为妻，一为妾，前者生了被继承人，后者养育了被继承人。但是，现代法律却不承认“妾”作为死者的“母”的身份，因此，二级法院都没有支持这位被告“妾”。被告上诉到了终审法院，援引《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她要求提供慈母继承的权利。终审法院仍然不支持被告依照《无遗嘱者遗产条例》继承死者的遗产。法院认为，只有一位母亲可以继承财产，也就是死者的生母，即原告。不过，被告对死者有养育之恩，因此，被告仍然可以按照1995年《财产继承（供养遗属及受养人）条例》第三条第1款和第4款，从死者的遗产中获得经济的给养。
历史上讲，多妻制是古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后来多存在于亚洲和非洲，但也特殊地存在于西方社会。以西欧、北欧和北美为代表的“文明”社会，多妻制被视为野蛮和邪恶。在那里，多妻制因与现代平等和民主原则冲突，受到法律的强力打压，而在东方社会，现代法律则保持了宽松和变通的方式，那就是：在推行一夫一妻婚姻的前提下，对历史遗留的多妻制所涉人群，适当予以人权保护。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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