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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清算罪司法实践分析

郭辉


　　妨害清算罪是近年来经济犯罪中出现的一种新类型犯罪。它是指公司、企业进行清算时，隐匿财产，对资产负债表或者财产清单作虚伪记载或者在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企业财产，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行为。我国1979年刑法没有规定妨害清算罪，1995年2月28日，为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规制部分公司在清算过程中力度私利的违法行为，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决定》（以一简称《决定》），对妨害清算罪作了具体规定，但当时本罪只对公司适用，犯罪对象也限定为公司财产，因而具有一定局限性。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将企业纳入本罪的适用范围，犯对象也适当扩大为公司、企业的财产，并对刑罚部分作了改动其他方面则保留了《决定》对于该罪规定的基本内涵，从而使妨害清算罪在我国刑法体系中得以确立。但由于修订后的刑法对妨害清算罪罪名规定仍然比较笼统和原则，使得本罪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一些适用上的问题，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妨害清算罪的犯罪主体
　　纵观世界各国对妨害清算罪犯罪主体的规定，主要有三种立法主义：其一，法人主义，即犯罪主体为公司、企业；其二自然人主义，即认为妨害清算的犯罪行为只能由自然人实施其犯罪主体亦只能是自然人；其三，并合主义，即法人和自然人均可成为本罪主体。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对本罪的犯罪主体并未予以明确规定，对本罪的犯罪主体的认识有多种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认为本罪的主体只能是清算组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二是认为本罪的主体只能是进行清算的公司、企业中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三是认为本罪的主体只能是进行清算的公司、企业；四是认为公司、企业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均可构成本罪犯罪主体。笔者认为，妨害清算罪系单位犯罪，其犯罪主体应是公司、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应系本罪的处罚对象，处罚部分中的内容是单位犯罪“代罚制”的体现，而不是对犯罪主体的改变或增加。
　　二、妨害清算罪处罚对象范围
　　妨害清算罪系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其处罚对象，但什么人才属“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范畴，即妨害清算罪处罚对象的范围是什么，立法上并未明确规定。有人认为仅指清算组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笔者认为，本罪处罚对象不限于清算组成员，还应包括被清算的债务人的原法定代表人、直接责任人和其他第三人。首先，从我国相关民事法律规定来看，公司、企业从宣告破产至清算完结期间仍应视为存续，原公司法定代表人仍可进行受限制的但具有法律意义的活动如果破产清算期间只能由清算组代表单位进行法律意义上的活动则会在企业宣告破产至清算组成立之间存在一个“真空阶段”，即单位会处于不念旧恶虽然短暂但确实存在的“无意志”状态。因为法律规定企业宣告破产之日起十五日内而不是即时成立清算组，这就意味着企业虽然已宣告破产但清算组有可能还没有成立，此时无人有代表单位从事法律意义的活动而要到清算组成立以后单位才恢复“意志”，这显然在逻辑上是行不能的。且根据破产法规定，破产企业法定代表人仍负有保管企业账册、向清算组移交企业财产等职责，还要承担相应的行政和刑事责任显然，这意味着法定代表人在这些阶段的活动虽然受到限制，但仍能代表单位从事具有法律意义的活动故法定代表人在此阶段为逃避公司、企业债务，实施了妨害清算的行为，应是妨害清算的处罚对象。而部分债权人或其他第三人如与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清算组成员共同以逃避公司、企业债务为目的，实施了妨害清算行为，根据刑法共同犯罪的理论，也可成为本罪的处罚对象；其次，从妨害清算罪的犯罪构成来看，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企业的清算制度和债权人或其他人的利益，最终目的往往是为了逃避债务，在无相关的法律规定或司法方面的具体解释对处罚对象的范围作限制规定的情况下，其行为只要符合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的客观要件，且造成一定后果的，均应以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身份追究刑事责任；再次，从司法实践层面来看，由于清算活动与公司、企业及其成员、股东、债权人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故本罪的行为实施者往往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的特点，他们不仅仅是清算组成员，有时还饭后破产企业法定代表人，部分债权人以及其他第三人等，故我们不能仅立足于清算活动状况的分析对犯罪主体作不当缩小。
　　三、严重损害债权人或其他人利益的界定问题
　　根据刑法的规定，妨害清算罪是结果犯，必须达到严重损害债权人或其他人利益的程度才能构成本罪，可行为人的行为怎样才算达到“严重损害债权人或其他人利益”的程度，无论是立法上还是司法解释对此均未提供可供操作的量化标准。理论界一般认为，根据破产法律的有关规定精神，“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是指由于公司、企业的行为使本应得到偿还的债权人的巨额债权无法得到偿还；而“严重损害其他人利益”是指严重损害实际债权人以外的其他人利益，主要包括由于公司、企业的行为致使其长期拖欠的职工工资、劳动保险费用、国家巨额税款等得不到偿还的情形。笔者认为，理论界的这一廉洁显然没有对“严重损害债权人或其他人利益”作出更为清晰和可操作的解释，因为“巨额债权”和“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一样也是一个模糊和具有相当伸缩性的概念，仍然需要对其予以界定，它仍然不能解决司法实践中对妨害清算罪与非罪的理解与适用。案例：杨某系革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公司进入破产清算期间，与分管财务的陈某，将本单位财产共计人民币50余万元予以隐藏和提前分配。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两人的行为是否已达到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程度，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刑法未对本罪作出明确的数额限定，则法官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综合全案根据具体情况来认定是否已达到“严重损害债权人或其他人利益”的程度。本案中，杨某和陈某的行为虽然造成债权人债权损失数额达50余万元，但在整个债权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仅为1%，份额不大，故其行为不构成妨害清算罪。第二种观点认为，立法上虽未对“严重损害债权人或其他人利益”作具体的数额规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六条，如果因妨害清算的行为造成债权人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本案中，杨某和陈某在公司进入清算期间隐匿、分配公司财产数额达50余万元，其行为已到追诉标准故应构成妨害清算罪。笔者同意此观点。
　　最后，针对妨害清算罪在立法上存在的不足，笔者提出如下几点立法建议，以便在司法实践中更有效地打击此类犯罪。
　　（1）需增加预期妨害清算的规定。所谓预期妨害清算是指公司、企业为逃避债务，在清算开始之前隐匿、转移财产，严重损害债权人或其他人利益的行为。根据刑法的规定，妨害清算的行为必须发生在公司、企业进行清算期间才可以构成本罪，对在清算以前的行为，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是不能予以追究的。而在现实生活中，破产公司、企业为逃避债务往往在破产清算前就开始着手公司资产的隐匿、转移等，可由于本罪在时间上的限定，将使大量行为最终逃脱法律的制裁。而与此相比较，民事方面对妨害清算行为的认定范围就宽泛得多。如破产法第三十五条规定，隐匿财产、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企业财产等行为，发生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6个月内都是无效的，破产法草案更是将隐匿财产、非法分配财产等行为的无效性延长至无期限，可见民事上已充分考虑到了妨害清算行为的现实情况并对此制订了相应的措施。故笔者建议刑法应与相应的民事法律、法规相对应，在立法上取消妨害清算行为的时间限定，将凡是在破产清算前，破产公司、企业已知道自己的经营状况和支付能力，同时也明白自己到期能否履行债务，但为逃避债务，隐匿、转移公司、企业财产，严重损害债权人或其他人利益的，也应以妨害清算罪以追究。
　　（2）需扩大妨害清算行为的种类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之规定，妨害清算的犯罪行为有三种，但在现实生活中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和破坏清算秩序的行为并不仅限于此，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例举式立法方式使许多同样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妨害清算的行为未被涵盖进去。如以违反通常经济要求的方式进行货物或有价证券的亏本交易、投机交易或差额交易的行为，故意损害财产和浪费财产的行为，对原来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行为，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行为，放弃自己债权的行为等等，上述行为和现行立法所规定的三种行为一样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并未被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所囊括。帮笔者建议可在本条中加上“有其他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行为的”概括性规定，以增加条款的包容性和涵盖力。
　　（3）需尽快制定出明确的“严重损害债权人或其他人利益”的立法标准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在立法上无具体的数额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制订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虽然规定了因妨害清算的行为造成债权人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在10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但这毕竟是追诉标准而不是定罪标准且通过司法解释来叙明模糊概念具体含义的做法本身是否合适，是值得商榷的。故笔者建议应当昼由立法者在刑法罪状中详细加以规定，从立法上对妨害清算造成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行为予以具体界定。
组建检察机关专门审判监督机构的设想

侯亚军 苏建召


审判监督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审判监督是指对人民法院所有审判活动的监督；狭义的审判监督仅指对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监督，即再审审判监督。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下称《规则》）的规定，生效刑事裁判的审判监督主要由公诉部门承办。这种《规则》模式经过15年的实践，暴露出很多弊端。2012年1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办理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刑事裁判申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对此进行了调整：对于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刑事裁判的申诉案件，由刑事申诉检察部门负责办理。笔者认为，无论《规则》模式，还是《规定》模式，均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职能。笔者设想，保留公诉部门一、二审中的刑事审判监督权，撤销现有的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将生效裁判的刑事审判监督权与原来归口民事行政检察部门行使的民事、行政审判监督权进行整合，建立专门的审判监督机构，并由该机构统一对人民法院行使三大审判的再审审判监督职权，同时行使对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负责办理刑事赔偿案件。
一、《规则》模式中的合理成分与弊端。
《规则》模式中，由公诉部门一、二审中审判监督权有利于发挥公诉人特殊角色的效率优势。刑事审判的一审、二审程序中的法律监督，主要是庭审监督和对未生效刑事裁判的监督。至关重要体现在对未生效刑事裁判的审查抗诉上。而该阶段的审查抗诉期只有5－10天，承办案件的公诉人对案情、证据相当熟悉，凭借判决前的量刑建议和刑罚预判，能够对裁判结果是否公正作出快速、准确的判断。这样就可以在较短的时限内，为检察机关作出抗诉与否的决定提供初步审查意见，从而提高审判监督效率。从监督的效率上看，刑事一审、二审程序中公诉人角色的独特优势是其他检察人员无法替代的。这正是现有制度设计中的合理成分。笔者认为，对此应予保留。
《规则》模式弊端有二；一是公诉工作的特点决定了公诉人既是诉讼活动的参与者，又是诉讼活动的监督者。这种“两栖”式角色是实施审判监督的最大软胁。二是公诉工作人少案多、任务繁重，公诉人往往无遐履行再审审判监督职责。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公诉部门还要参加庭前会议、负责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的申请工作，使本已不堪重负的公诉人工作压力更大。可喜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注意到《规则》模式存在的弊端，将再审审判监督权从公诉部门剥离出来，交由刑事申诉部门办理了。
三、《规定》模式的优势与缺陷。
《规定》通过换位方式，对人民法院的生效刑事裁判进行监督，克服了《规则》模式的弊端，这是制度设计的一大进步。但是，实践中也暴露出如下缺陷：
（一）刑事审判监督与刑事赔偿在监督层次不匹配。刑事赔偿是人民检察院依照国家赔偿法，基于当事人的赔偿申请，启动对自身应当承担刑事赔偿责任的审查，是一种被动性的个案审查。只须凭人民法院的无罪判决或人民检察院的存疑不起诉决定等生效法律文书，即可对刑事案件的错误作出认定。因此审查内容相对简单。而再审刑事审判监督，需要对纷繁复杂的各类刑事案件进行全面审查。要求审查人员对案件事实与法律有精准的把握能力。因此，刑事审判监督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法律监督。
（二）《规定》和《规则》一样，均对刑事审判监督作了不适当的限缩，人为缩小了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范围。刑事诉讼是由国家公权力启动的诉讼程序。其任务是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为确保该任务的完成，法律规定由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行全程、全面监督。因此，人民检察院行使监督权没有选择的余地。刑事审判监督是刑事诉讼监督的一个重要环节。民事、行政诉讼，则是公民或法人基于私权利启动的诉讼程序，当事人对诉权可以自由处分。对于这类诉讼，以国家公权力不干预或少干预为原则。故民事、行政审判监督，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诉就个案进行审查监督。刑事审判监督若仍采用这种方式，势必导致那些损害国家利益、没有直接被害人的案件，或者虽然量刑畸轻畸重甚至是冤、假、错案，而当事人由于认知能力或其他因素制约，没人申诉、不知申诉或无法申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不予监督，就无法圆满完成刑事诉讼任务，进而实现司法公正。所以刑事审判监督不受当事人申诉的限制，应当对人民法院审理的全部刑事案件实施监督。换言之，人民检察院的审判监督方式，既包括依当事人申诉而启动的对个案被动性监督；又包括依职权而启动的对全部案件主动性监督。遗憾的是，《规则》、《规定》均把刑事再审审判监督解读为对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刑事裁判的监督。即将刑事审判监督范围限定在基于当事人申诉而启动的个案监督上。这种限缩性解读是对法律的曲解，人为束缚了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的手脚。
（三）审判监督权多头分散行使，不能有效集中检察机关有限的高素质法律人才资源，形成整体监督合力。现有《规定》模式的设计思路，可能是为了使监督工作更加专业化。但它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审判监督，特别是再审审判监督，是需要具有较高法律素养的人才能完成的。应当正视的现实是，检察官群体的法律素质虽然有了较大提高，但真正的拔尖人才并不多。审判监督权多头分散行使，因不利于优秀审判监督人员的遴选，而影响监督效果。
（四）现有审判监督机构的命名与法定监督职责缺乏密切关联，不利于社会认知。如果说“刑事申诉”部门（除最高检外，地方各级检察院由于刑事赔偿案件稀缺，大多为归口“控告申诉”部门）与刑事审判监督尚有一定联系的话，那么“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就与审判监督就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了。实践中，如果检察官不作一番耐心解释，不要说普通百姓不知民行检察为何物，就是法科毕业的大学生往往闹不清楚民行检察部门是干什么的。而这对整个审判监督工作的开展是十分不利的。
（五）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的审判监督业务过于单一。民事行政检察检察部门的职责，是对当事人申请抗诉的生效民事行政裁判的审查监督。也就是基于当事人的申诉而启动的个案监督。而修改后民事诉讼法，把再审申诉的受理机关限定为人民法院。只有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当事人才可向人民检察院申诉。这样一来，民事案件审判监督的信息来源基本上被封堵。这样就使得本来就处于休闲状态的民行检察部门，民事审判监督业务进一步凋零。
四、组建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专门机构的可行性。
人民检察院建立专门的审判监督机构，有利于人民检察院依法、全面、高效地开展审判监督。其可行性在于：
（一）与三大诉讼程序设计和三种再审审判监督层次相匹配。在我国民事、行政、刑事三大诉讼法中，均设计了对已生效裁判实行监督的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程序）。就这种狭义的审判监督而言，无论民事的、行政的还是刑事的审判监督，都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法律监督活动。对具体实施监督的检察官都有较高的法律素质要求。将分散于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刑事申诉部门、监所检察部门的审判监督权进行有效整合，由专门的审判监督部门统一行使三大审判监督权，既与法律程序相呼应，又有利于整合检察机关的人才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监督优势。而在这种较高层次的监督平台之上，由该机构附随处理刑事错案赔偿（控告申诉部门仅受理申诉），会更加高效和公正。
（二）与人民法院内设监督机构相呼应，便于广大民众识别和申诉。如前所述，由于检察机关一些部门的命名与法律缺乏必要的关联，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老百姓因不服法院裁判而欲主张权利时，不知向检察机关的哪个部门进行申诉现象。如民行检察部门成立二十多年来，除了检察人员知道它的确切含义外，在中国广大民众中它一直是一个较为默生的词汇。因此，撤销现有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组建专门的审判监督部门，既与人民法院的内设审判监督机构相呼应，又合乎法律，名正言顺，且便于民众识别。
（三）吸纳了《规定》模式中刑事审判监督的合理成分。设想保留了《规定》模式下换位监督的优点。换位监督将生效刑事裁判的监督职责交由其他检察官行使，可以克服由公诉人包揽全部刑事审判监督职责的弊端。因为其他检察官的介入，可以打破公诉人办案中形成的思维定势以及人为监督障碍。监督者可以从不同视角，以局外人的身份，从容、超脱地对案件进行再审查。这种换位“筛查”，能有效弥补刑事审判监督中可能出现的漏洞。
（四）依法拓展了刑事审判监督范围。《规则》、《规定》模式下的刑事审判监督仅限于个案监督。依设想，新组建的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机构，其刑事审判监督的范围，是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中赋予人民检察院的全部监督职权，即对生效刑事裁判实行全面监督。而不是再局限于由当事人申诉而启动的个案监督。这样，有利于人民检察院依法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五）将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活动纳入监督范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增加了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活动实行监督的职责。这是对原有民事审判监督职责的延伸和扩展，由专门的审判监督机构行使该权力顺理成章。由于机构的主要任务依然是审判监督，新增民事执行监督只是审判监督的进一步延伸，不影响新组建“审判监督”机构的命名。
综上所述，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权进行重组，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修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为契机，组建检察机关专门的审判监督机构。
（作者单位：河南省确山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