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建材大中型企业改革与脱困工作指导意见
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
国有建材大中型企业改革与脱困工作指导意见
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
一、工作目标
2000年国有建材大中型企业改革与脱困工作目标是：
1．大多数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摆脱困境，从总体上扭亏为盈；26户国家重点扶持的大中型骨干企业消灭亏损；111户重点脱困企业亏损户数在1999年基础上再减少1／3；全行业在去年扭亏为盈的基础上，争取盈利水平再有较大增长。
2．促进国有大中型建材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中列入国家520户重点企业的26家国有大中型骨干建材企业2000年底前要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二、主要措施
（一）加大淘汰“两小”工作力度，做好总量控制
以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国办发〔1999〕49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关于清理整顿小玻璃厂小水泥厂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精神，严格按照国家经贸委颁布的取缔、关闭和淘汰生产线企业名单及时限要求，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落实
责任，通力合作，认真实施，坚决完成淘汰落后小玻璃3000万重量箱、小水泥1亿吨的任务，确保2000年水泥总量不突破5．65亿吨，玻璃总产量不突破1．85亿重量箱的目标。
（二）突出重点，抓好企业脱困工作
1．继续落实扭亏脱困责任制，下大力气抓好亏损企业的扭亏工作。在国家经贸委和当地政府领导下，各级建材主管部门分层次对确定的重点脱困行业和企业进行分类指导。以1997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的统计口径为基础，在做好原有亏损企业减亏、扭亏为盈的同时，尽
力减少新增亏损企业。
2．抓好重点脱困行业和企业。把水泥和玻璃作为重点脱困行业，亏损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列入国家重点扶持的26户大中型骨干建材企业和重点脱困企业名单的111家企业作为重点脱困对象。对亏损企业要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对亏损大户要做到一厂一策，综合治理，帮助
企业制定脱困的具体方案，寻求脱困的有效途径。
3．与地方政府部门联手，各负其责地帮助企业落实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改革和脱困政策措施。对已经给了债转股和兼并破产政策的企业要跟踪调查，尽快落实，用好用足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对扭亏无望的企业，要按照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关于二○○○年全
国企业兼并破产工作意见的通知》精神，加大兼并破产力度，从根本上消灭亏损源。
（三）深化改革，加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按照国家经贸委的要求，列入国家重点扶持名单的26户大中型骨干建材企业2000年底前大多数要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实现政企分开、进行规范化公司改制、国有出资人到位、企业经营机制基本转换、企业管理基本适应市场要求、企业技术创新机制初步确立。各级建材
主管部门对26家国家重点企业要积极做好服务工作，使其尽快完成规范化公司制改革，达到国家经贸委规定的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准。对已经改制的国有大中型骨干建材企业，要依照《公司法》规范法人治理结构，力求早日达标。对已批准实施债转股的，可以直接改制为多个
投资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对其他建材大中型国有企业也要积极引导其进行改制，有条件的应组建多元持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明确公司制企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责，使公司真正形成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
2．积极协助地方政府加快政企分开的进程，使政府只在自己拥有股份的范围内行使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协助企业逐步摆脱“办社会”职能，对企业兴办的学校、医院等，有条件的改为独立经营单位，使其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能交地方政府的交地方政府。对离
退休人员按国家统一部署，逐步交由社区管理，与原企业分离，实行社会化管理。
（四）苦练内功，在全行业开展管理年活动
当前，国有建材企业普遍存在管理松懈、纪律松驰、效率不高、效益低下的问题，如不加以整治，必将影响改革脱困目标的实现。为此，今年要在全行业开展管理年活动，并把它和继续开展的学邯钢活动有机结合起来，眼睛向内，从严治企，重点抓好以财务管理和质量管理为中心的各
项企业管理工作。
1．狠抓成本和资金管理。要科学合理地确定各种产品的物资消耗定额，建立追踪市场价格的内部价格核算体系，找准降低成本的主要环节，确定目标成本，认真开展目标成本管理。贯彻执行《国有工业企业物资采购管理暂行规定》（国家经贸委令〔1999〕第9号），坚持大宗原
材料的采购招标制度，堵住采购环节的跑、冒、滴、漏现象。
要严格会计制度。切实改变目前存在的资金管理分散、缺乏监督、效率低下的状况，建立既能保证内部各单位合理的资金需求，又有利于集中统一控制和运作的管理体制；建立全面预算控制制度，努力减少各个环节的资金占用；加强货款回笼管理，努力提高货款回收率。
2．狠抓产品质量管理，以质量求发展。要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杜绝无标准生产；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用户满意的宗旨，加大技术改造力度，争创名牌，实施名牌战略。
国家重点支持的大中型建材企业要用2～3年的时间，通过ＧＢ／Ｔ19000－ＩＳＯ9000质量体系认证。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尽快建立起技术开发中心。
3．狠抓企业营销管理。要进一步加强营销机构、营销队伍和营销网络的建设，提高企业营销水平；要树立现代营销意识，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分别采用直销、代销、连锁、特许、电子商务等方式，掌握营销的主动权，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和企业的经济效益。
4．宣传和学习行业内先进管理经验。积极推广东方集团滕增寿、山东水泥厂张才奎“两本”的先进管理经验，引导建材企业从加强内部管理上下功夫，从管理上出效益。
（五）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发展建材大型企业集团
1．要从实际出发，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通过重组联合搞强一批，通过实施债转股、核销呆坏账救活一批，通过重点技术改造提高一批，通过破产关闭淘汰一批，对中小企业要通过多种形式放开搞活一批，从而更好地发挥国有重点骨干建材企业的主导作用
，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2．按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通过改组、改造、兼并、收购等形式实现国有资产的有效组合，壮大企业集团，适当提高建材生产集中度，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水泥工业重点支持现已初具规模的渤海、海螺、中联等大型企业集团；玻璃工业重点支持洛玻、耀华、上海耀皮等大公司的发展
；玻纤及制品工业重点支持中国化建巨石集团、山东泰安玻纤等大企业的发展；新型建材和非金属矿业要重点支持中国新型建筑材料公司、中国非金属矿工业总公司及上海汇丽集团等企业的发展。此外，对北京建材集团、上海建材集团、深圳建材集团等由过去主管部门改制的集团公司也要
进一步加大改革和扶持力度，使其步入良性发展。
3．按照“抓大活小”的原则，在集中力量搞好大型建材企业的同时，鼓励和支持各地中小企业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状况，因地制宜，进行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种形式，加快改革步伐，使其尽快适应市场要求，在竞争中自主发展。学习和借鉴武汉
市建材总公司的经验，对中小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革、托管经营和回购保值等方式，为中小企业增强活力探索新路子。
（六）积极开拓市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1．大力开拓建材市场。与建设、交通等政府部门间的配合，通过制订有关政策、法规、标准等手段，为建材产品的市场开拓与推广应用创造条件。继续抓住国家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和开发西部地区的契机，引导企业积极主动与重点建设项目建设部门沟通联系，了解掌握需求信息，
以产品质量优势参与投标竞争，保证工程质量；积极开拓新材料、新型墙体材料以及玻璃深加工制品的应用市场。向东部沿海城市推广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于城市临街建筑窗户必须使用中空玻璃”规定、上海市政府“关于用塑料下水管取代铸铁管”规定的做法。
在注意开拓城市市场的同时，要按照国家经贸委关于开拓农村市场的要求，研究不同地区农民需求特点，多生产广大农村适销对路的建材产品，提高市场占有率，增加销售收入。
继续鼓励扩大建材出口。要加强对中国在加入ＷＴＯ后的研究，分析国内建材企业的优势和劣势、有利和不利方面，早作准备，迎接挑战。在巩固亚洲等传统建材出口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欧美等地区市场；要努力增加玻璃纤维织物、工业技术玻璃、非金属矿深加工产品等建材高附加
值产品的出口，优化出口产品结构；要鼓励有较强实力的国有大型企业，以工程承包等形式，积极推动建材技术装备和机电产品的出口；积极组织大中型企业、优势企业参加在国外举办的展览和展销会，力争明年建材实现出口比今年有较大的增长。
2．加强建材市场建设工作，探索行之有效的面向大中型企业的市场方式和渠道。继续通过办好全国性的建材产品展销会，为建材产品、技术信息的交流及大型建材批发市场的发展与壮大提供支持和服务。指导大型建材市场进行规范化经营。支持全国性、区域性、大型建材市场项目，
特别是支持自主经营的仓储式建材连锁超市项目的建设。促进全国有序、规范和统一建材大市场的形成，加快改变建材市场体系散、乱、差的格局。
3．要按照国家经贸委的要求，认真研究并制定整顿建材流通秩序方案。要继续发挥建材工业协会等社团组织在开拓市场、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方面的积极作用。继续做好平板玻璃、水泥、玻璃纤维、纸面石膏板以及其他建材产品的价格协调和自律工作，维护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
争秩序。
三、组织实施
1．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国家大中型企业改革和脱困工作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由国家经贸委负责组织实施。国家建材局成立国有重点建材企业改革与脱困工作指导小组，由一位分管副局长任组长，加强与国家经贸委有关职能司和企业所在地方政府的工作联系，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和规
定，具体指导全行业开展此项工作。各地建材主管部门要在地方政府领导下，协同有关部门做好本地区国有大中型建材企业改革与脱困工作。
2．明确企业的责任。企业是改革与脱困工作的主体，应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和要求，主动开展工作，不等不靠。国家重点支持的26户大中型建材企业要对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各项标准，查找存在的不足和问题，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争取在2000年底完成初步实现现代企业制度的
目标。重点脱困企业必须有明确脱困计划、切实有效的脱困方案，确保在2000年底前实现扭亏为盈或大幅度减亏。
3．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国企改革与脱困典型，推广典型经验。拟举办国企改革与脱困培训班、研讨班，推广武汉市建材集团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经验，以及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的成功经验。
4．建立和完善与国有重点建材企业的联系制度，保持信息畅通。要加强对重点脱困建材企业的监控，及时掌握生产经营情况，并对有关经济指标进行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同时，要注意帮助企业研究和用好国家支持脱困的有关政策。
2000年3月30日
非法证据排除VS证人强制出庭 ——新刑诉法学习心得体会
非法证据排除VS证人强制出庭
——保护与打击的对抗
作者：余秀才[1]
摘要：
“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衍生出了沉默权及非法证据排除原则，人民主权原则要求公民发扬主人翁精神，积极协助司法机关查处犯罪，故产生证人强制到庭并强制发表证言的双重强制制度，还决定了此与古代的“连坐”在性质有根本区别。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本居于两者中间，但基于伦理、血缘、利益密切性及期待可能性等方面考虑，将之归于被告人一方，适用“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原则，不适用强制到庭，此亦决定了这与古代的“亲亲相隐”有根本区别。视听资料不在非法证据排除之列，使之成为利器的同时，也为侦查机关非法收集之留下空间。
全文共计8589字（含注释1451字）。
关键词：
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双重证明责任、双重强制制度、亲亲相隐
引言：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这是1996年全面修订刑诉法16年来的首次重大修订。此次修正在证据方面作了诸多重大调整，笔者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1、明文规定了公诉机关和自诉原告负举证责任；2、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且排除的范围由原来的言辞证据扩展到物证，书证，这实质上规定了公诉机关的“证据本身的有用性和取得程序的合法性”的双重证明责任；3、明文规定证人强制出庭和强制发表证言，即证人作证的人身和思想的双重强制制度；4、新增有关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为“窃听”、“窃摄”披上合法外衣。四者蕴含的立法思想的冲突引发了笔者的思考，也就引出了本文。
一、保护与打击的争议
所谓打击，即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从而有效打击犯罪。本文所称之保护，特指保护人权，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轻罪不被重判，有罪的人可以得到公正的审判。我国的刑事政策长期以来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与现代司法公正、人权保障和程序安定等原则相背离。从疑罪从有的有罪推定到疑罪从无的无罪推定，从罪刑人定到罪刑法定，保护观念的改变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保护与打击的对抗仍然是这次刑诉法修改的主题。
保护与打击的争议古亦有之，两千多年前，我国伟大的思想家荀子就曾指出：“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有过，宁僭无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2]与秦国商鞅变法时颁布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牧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3]相比，完全是两个极端。世界各国历史以来也较多的是重打击、轻保护，以维护人吃人的不平等的阶级统治秩序。但随着西方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的出现与发展，法律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保障人权上。1776年托马斯·杰斐逊在其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明确地指出“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紧随其后，法国在1789年8月26日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二条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二战后，国际社会为避免德国、日本等法西斯国家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等践踏人权的历史重演，召开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在此基础上，于1966年12月16日又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从此，世界各国在人权保障方面达成普遍共识，人权保障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何更好地保障人权，也就成为了当今世界各国法律普遍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
在我国，其实早在1944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遗憾的是，受传统秩序本位思想的影响，我国一直提倡集体主义，将国家、集体和公共利益置于首位，从而忽略了对个人权益的保护。但这种思想逐步在转变，自1998年10月5日我国签署并加入上面提到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为顺应历史潮流，与国际接轨，实现该公约，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加强人权保护的政策调整和法律修改——首先2000年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提出了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02年党的十六大紧接着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最具标志性的是2004年第二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胡锦涛2007年更进一步提出了“人民利益至上”。
从“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如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可看出，自由无疑是人权最重要、最核心的权利，处于现代法律价值位阶的顶端。而刑诉法又是与自由具有最密切关系的法，故刑诉法可以说是对“尊重和保障人权”最具影响力的法，这决定了刑诉法确立该原则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否则尊重和保障人权只能是一句空话。此次修改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新刑诉法，虽然2004年修宪时就已确立之，但我国宪法一般不能直接用于司法裁判，故此次修订是对该原则的具体落实，使之由宪法理论进入了实际操作，标志着刑诉法的重心完成了由打击向保护的转移，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具里程碑性的意义。在此影响下，新刑诉法在证据方面作了诸多修改，笔者下面将进行具体分析。
二、非法证据排除的起源及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现状
刑诉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源于美国，在1791年12月5日通过的《权利法案》中在宪法高度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的一系列原则，其第四条规定了反对非法搜查的内容，第五条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和审判必须经过法律的正当程序等内容[4]。这是历史上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最早立法，其所体现的保护人权，防止公权力滥用的价值取向对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有着深刻的影响。随后，美国通过一系列的司法审判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宪法规定转变为刑事司法实践。在1914年的Weeks V U.S一案中，美国联邦法院在判决书中首次运用了这一规则，判决书写到：“如果信件和个人文件能像这样（指非法搜查和扣押）被没收和扣押并作为被控告犯罪的不利证据的话，第4修正案所宣称的保护公民免受这样搜查和扣押就没有任何价值……使犯罪受到惩罚的法庭和官员们的努力工作，尽管应受到表扬，但不应该牺牲经过多少年艰辛奋斗而最终体现在基本法之中的重大原则为代价”[5]，最高法院明确宣布使用此类方法获得的证据是对被告宪法权利的蔑视。美国联邦法院虽然很早便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各州在很长时间内都是选择适用之，直到1961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Mappov案时作出裁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样适用于各州法院的诉讼。[6]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才终于在全国范围得到确立和适用。美国由于深受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的影响，采取了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不论其是言词证据还是实物证据，无论其是形式不合法还是获得手段不合法，一律排除。此规则到后来直接衍生出“毒树之果”理论，将由非法证据派生出来的证据也划为非法证据范畴予以排除。
“虽然受到英美法系程序正义观念的冲击和两大法系融合趋势的影响，但大陆法系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态度模糊不已，远不如美国坚决”。[7]德国刑事诉讼法对于非法取得的口供予以排除，但对于非法获得的言辞证据的效力问题却无明文规定，对于通过非法言词证据获得的其他证据是否采用，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在实务中做法也不一致。法国也规定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取得证据，但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原则上认为其有效力。
三、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在我国的确立过程
虽然我国在1979年刑诉法第三十二条中就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对非法方法收集到的证据其效力如何、是否采用则无明文规定，1996年修正刑诉法时，亦是如此。直到1998年12月16日最高检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才正式确立了非法言辞证据的排除原则[8]，但据此收集到的其他证据则不在排除之列，即“毒树之果”理论在我国不成立，这无疑给侦查人员违法收集证据留有空间。
2012年3月修正的新刑诉法，在第四十九条明确规定举证责任由检察院和自诉人承担[9]的同时，在第五十条还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标志着我国对“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的正式肯定和确立，也是“疑罪从无”原则的具体和明确。根据这一原则，侦查人员当然不能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所以新刑诉法在明确规定言辞证据当然排除的同时，还规定了物证、书证亦可排除[10]，堵死侦查人员制造“毒树之果”空间，且进一步明确这些证据“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尽管新刑诉法仍未废除“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之规定，但亦未规定拒绝回答的法律责任，因为规定之是“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原则所不容许的，“无天平的宝剑是赤裸裸的暴力，无宝剑的天平则意味着法的软弱可欺”[11]，故笔者认为，我国现在表面上未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实际上“沉默权”已经确立，从而使“应当如实回答”变成了纸老虎。
四、证人（含鉴定人）强制到庭并强制发表证言之合法性
（一）证人的双重强制制度
新刑诉法规定了证人的强制出庭作证义务，否则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2]，同时还规定了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到庭或到庭后拒绝作证的，最高可处以十日拘留[13]。这些规定确立了证人的人身和思想的双重强制制度（以下简称双重强制制度）。关于鉴定人，虽未规定可双重强制，但规定了不出庭则鉴定意见失效的制度[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