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对企业间借贷一律“问斩”并不符合司法潮流

文 牛建国
成都市人大代表、四川琴台（成都•宜宾）律师事务所主任

由于对企业间借贷（有的称企业拆借）是律师及审判业务中再熟悉不过的业务，所以，对于有关问题的论述没有必要转太多的弯子，采取单刀直入式的论述方式为宜。
一般认定企业无效的司法解释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司法处理中，先以此为依据确认无效，再根据“无效返还”原则作出返还本金的判决。至于按规定应予两边收缴的利息，各地法院做法大不相同，经济落后地区法院偏向收缴的多，发达地区基本没有执行利息收缴的规定。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最高法院要求各地对利息执行“双收缴”的政策，但最高法院自己公布的判决中罕见有收缴利息的。
那么，在经历汶川大地震、全球性经济危机、房地产调控导致“金融帝国”崩溃、新的经济增长极尚未培育，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作困兽之斗的形势下，对企业间借贷一律作无效认定是否符合现在司法潮流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说明这个问题，除了前述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外，我们还得研究该解释的司法渊源。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企业间借贷问题的答复》（银条法〔1998〕13号）中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的规定，禁止非金融机构经营金融业务。借贷属于金融业务，因此非金融机构的企业之间不得相互借贷。企业间的借贷活动，不仅不能繁荣我国的市场经济，相反会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干扰国家信贷政策、计划的贯彻执行，削弱国家对投资规模的监控，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因此，企业间订立的所谓借贷合同(或借款合同)是违反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应认定无效”的规定可以得到结论，关于企业间借贷合同无效的司法解释其法律渊源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其引用的最高的法律依据是1986年1月7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而遗憾的是，该条例已被2001年10月6日《国务院关于废止2000年底以前发布的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３１９号）明令废止。
除前述废止的条例外，企业借贷无效的最主要的依据目前仍然有效的是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6月28日发布的《贷款通则》，该通则第61条规定：“各级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供销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不得经营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
我们认为，《贷款通则》第61条如今已成“人人喊打”之势，以它作为判定借贷无效的依据恐怕难服众。理由是：
（一）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合同条款效力的依据是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贷款通则》属于部门规章，不具有直接否认合同效力的能力;
（二）最高法院认定企业借贷无效的司法解释虽然未明令废止，但其解释所依托的基础法律已被废止（即前述条例已被废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1997年版）第十二条“司法解释在颁布了新的法律，或在原法律修改、废止，或者制定了新的司法解释后，不再具有法律效力”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被废止后，相关司法解释应不再执行;
（三）先后已有包括国务院在内的多个有权机关对《贷款通则》表示不满，口口声声表示要修订。
《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发〔2012〕12号）第四条第（九）项规定，“加快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研究建立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评估体系和处置机制。修订《贷款通则》，规范各类借贷行为，合理引导民间融资。推进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推动实施银行业新监管标准”。
更早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8〕126号）规定，“全面清理银行信贷政策、法规、办法和指引，根据当前特殊时期需要，对《贷款通则》等有关规定和要求做适当调整。”
除了以上机关文件透出对《贷款通则》的“不满”外，我们更应该考察认定企业间借贷无效的司法解释制定机关的态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法发〔2010〕18号）第七条规定，“妥善审理非金融借贷纠纷案件，正确认定非金融借贷合同效力，依法打击各种以合法形式掩盖的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维护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依法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和企业融资行为，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这里提出了依法保护“企业融资行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要求“正确认定非金融借贷合同效力”。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的最新司法原则和基本态度，与之前的有关司法解释相比，采取了适度宽容且谨慎保护的态度。但美中不足的是《意见》并未明确哪些是该保护的，哪些又是不该保护的范围。
（四）地方法院已对审理企业借贷案作了有益的探索，可供借鉴。
比较典型的是安徽省芜湖市和浙江省、江苏省级法院的作法。
芜湖市两级人民法院对企业借贷合同效力的认定由一律无效到逐步缓和的一个过程。2005年以后，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发挥审判职能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十条意见》，对以下情况的企业借贷一般认定为有效处理：一是有上下级关系的企业及有投资和被投资关系的企业之间的借贷。例如，集团总公司对集团成员企业之间的借贷，母公司对子公司之间的借贷。二是有联营、协作关系的企业之间的借贷。例如，一方企业向为其加工生产零部件、半成品的另一方企业之间的借贷。三是依照合同协议有扶持与被扶持关系的大中型企业对小型企业之间的借贷。上述几种借贷，应以帮助对方缓解资金困难为目的，出借资金的一方，也不应向对方收取高于银行同类借款利率的利息。对无效合同的认定从严掌握，最大限度依法维持合同的效力，充分发挥调解职能，促使当事人协商解决借贷纠纷，尽力弱化诉讼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2008年7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慈溪召开2008年全省法院商事审判例会。其主题是充分发挥商事审判职能作用为金融改革发展和经济保稳促调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和司法保障，会议研讨了企业之间借款合同等金融纠纷案件的审判实务问题，达成若干共识，并形成纪要，其中关于企业之间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达成如下共识：在最高法院出台明确意见之前，对于企业之间借款纠纷案件的处理，按以下原则把握：（1）企业之间借款合同所形成的合法债权关系，受法律保护。实体处理时应判令债务人归还本金并赔偿相应的银行利息损失。至于相应的银行利息损失的范围，应不高于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水平，具体根据个案情况裁量。（2）企业之间借款合同当事人不存在其他违法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不再适用民事制裁措施。最高法院终审的一些企业之间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也没有主动适用追缴利息的民事制裁措施。（3）这里的企业之间借款合同，不包括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一些担保、投资、咨询等机构涉足资金拆借活动，如果构成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适用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规定。另外，上市公司对外借款受到证券法的规制，应适用证券法的规定。
2010年5月2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为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浙高法发（2010）4号）。该指导意见第三条要求各级法院依法审理涉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通过审判职能的发挥，规范民间金融市场；企业之间自有资金的临时调剂行为，可不作无效借款合同处理。
掺和这个事情的地方法院还有很多。比如，江苏省高院《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依法妥善审理非金融机构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苏高法审委[2009]45号）就规定“企业将自有资金出借给其他企业帮助其解决生产经营所急需资金的，孳息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以上地方的司法实践甚至也为最高法院审判人员所认可，这在最高法院的《审判指导》中也有刊登。
应该说芜湖和浙江、江苏等地的做法更符合最高法院的“适度保护”的司法精神。
前述一系列司法政策性依据说明，在当前形势下再对企业间借贷不分清红皂白一律“问斩”则不符合司法潮流。有些有合作关系的借贷，往往把提供资金作为合作的重要条件，如果可以随意认定无效，实际上可能让出借资金一方取得完全不对等的合作条件，而这显然是违反“契约自由”精神的。认定合同无效更多地还是应该考察合同履行后产生的“社会危害性”，如果合同履行能促进经济增长，保障群众就业，就不能以“莫须有”的违法性否决其效力。更何况，这个别部门立法也难逃“系统保护”的影子，以这样的依据判案，只会让有些部门获得抽象的利息，但却使具体的项目有流产风险。
但目前司法考评体系下，要明确让法院尤其一审法院说企业借贷有效也是困难的。司法实践中，除了在建设工程领域，因为有了明确的司法解释依据，所以对于建设方的垫资保护还算周到。笔者认为，在司法解释没有修订的情形下，可以其他角度变相的“维持”企业借贷合同的效力。
如果按现行司法解释，认定借贷合同无效后要产生两个“合同之外”的效果，一是提前返还，二是双向收缴利息，即取得的利息要没收，约定的但未取得的利息也要收缴。如前文所述，已有很大部分法院在认定借贷合同无效后并未收缴利息，成都市中院也已有多年未收缴。所以，问题的重点是在“提前返还”方面。换句话说，即便法院认定借贷合同无效，而认定返还条款有效，则实际效果与借贷合同有效并无二致，从而可以有效避免在有合作关系的出借方借司法之手毁约的风险。
笔者认为，即便非要认定借款条款无效，也不能顺势认定有关返还借款的方式条款无效，而应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规定，在当事人已有返还约定的条件和期限的情况下，法院也要尊重合同约定。否则，判决的效果极可能割裂合同个别条款，打破合同的整体性。不但造成合作条件的严重失衡，也与这两年来的司法精神不符。（完）

关键词: 责任原则；功能责任论；预防；贯彻
内容提要: 责任观念经历了先从结果责任论到心理责任论、后从心理责任论到规范责任论、再从规范责任论到功能责任论的演变历程，功能责任论是其他责任理论的扬弃，更值得提倡。功能责任论的核心主张是：要根据行为人对法规范的忠诚和社会解决冲突的可能性来决定行为人的责任，如果行为人即使忠诚于法规范也不得不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或者如果社会不依赖于行为人的责任而能够自己解消冲突，那么，就无需把责任归属于行为人，行为人就是无责任地实施了不法行为。功能责任论还主张，责任与预防具有共同的本质，它们只是同一个事物的不同侧面，行为人曾经是否忠诚于法规范是责任问题，行为人将来是否忠诚于法规范还是责任问题，同时，行为人是否忠诚于法规范也决定了行为人将来是否犯罪，还会影响一般公众今后对法规范的态度，因此，也是预防问题，只有采用功能责任论，才可能克服综合刑论在处理责任与预防的关系时所产生的破绽。责任原则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在我国刑法中，应该坚定地贯彻责任原则。


　 在我国目前仍然非常流行的四要件犯罪论体系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贯彻责任原则，缺乏系统的责任理论。中国刑法学者必须认真回答决定犯罪成立与否和刑罚轻重的“责任”到底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否则，中国刑法学就可能总是在自然主义的泥沼中不能自拔。张明楷教授发表在《法学研究》2010年第5期上的“责任主义与量刑原理—一以点的理论为中心”一文，对责任与预防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令我受益颇多，也启发我产生了某些不同的看法。为了深入地理解刑法中的责任原则，本文首先阐述责任观念的演变，然后探讨责任与预防的关系，最后说明责任原则的贯彻。

　 一、责任观念的演变

　 “责任原则”一词，是两个相应德文词的翻译，一个是“Schuldprinzip”，另一个是“Schuldgr-undsatz”，有人将它们译为“责任主义”，{1}也有人译为“责任原理”，{2}还有人译为“罪责原则”。{3}根据三阶层的犯罪理论，犯罪的成立必须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责任。如果某一行为仅仅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和违法性，而不具备责任，那么，该行为就不成立犯罪，对实施了该行为的人就只能进行保安处分；惟有某一行为不仅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和违法性，而且具备责任，该行为才成立犯罪，才能对实施了该行为的人科处刑罚。刑罚本身是对犯罪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生命权等权利的限制或者剥夺，但是，国家的刑罚不同于私刑，刑罚表达的是对犯罪的否定、对犯罪人的谴责。对犯罪人的谴责，必须以犯罪人对其犯罪行为负有责任为根据。只有能够把行为人实施的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行为作为应受谴责的东西而归属于行为人，才能说行为人具有责任，才能够用刑罚处罚行为人。如果即使行为人处在某种无法克服的灾难之中，不得已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也要用刑罚处罚他，那么，就违反了责任原则。没有责任就没有犯罪，没有责任就没有刑罚（nulla poena sine culpa ），认定犯罪和判处刑罚都应当以行为人的行为中所体现的可谴责性的有无及其程度为根据，这是责任原则在刑法学中的基本含义。“责任刑法的基本原则在今天得到普遍承认。”{4}德国联邦法院在1952年3月18日的判决中指出：“刑罚以责任为前提。责任是可谴责性。通过责任的无价值判断，就是在谴责行为人，谴责他没有按照法律去行动，谴责他决定赞成不法，尽管他本来能够按照法律去行动，尽管他本来能够作出赞成法的决定。”{5}联邦德国宪法法院还把责任原则视为宪法原理，它在1966年10月25日的判决中指出：“对刑法上的不法行为的刑罚以及其他不法行为的类似刑罚的制裁等一切刑罚均以存在责任为前提的原则，具有宪法的价值。”{6}现代德日刑法中责任理论的建立，是以责任原则为基础的。

　 但是，并非每一种社会状态中都存在责任原则。人类关于责任的观念，是随着人类自身的成长而变化的。“我们今天听起来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话语，罪责是犯罪的概念特征，无罪责即无刑罚，是一个很长的且目前仍然没有结束的发展的结果。犯罪概念只是慢慢地吸收罪责特征于自身的；罪责学说的发展是衡量刑法进步的晴雨表。”{7}不考虑这种发展的细节，作为总的趋势，可以看出责任观念经历了先从结果责任论到心理责任论、后从心理责任论到规范责任论、再从规范责任论到功能责任论的变化过程。

　 （一）结果责任论

　 结果责任论是最早的一种责任观念，它重视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不问行为人主观上的认识和意愿如何，更不问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值得谴责，都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例如，一个人把剑挂在墙上，另一人把它碰了下来，因而造成伤害，则挂剑人应对伤害负责，因为这是他的行为结果的一部分。在十七世纪以前的法律中，广泛地存在着不要求主观过错的“绝对责任”。{8}“犯人的责任是经历过种种变化的。在最初，既不分别行为的结果和偶然现象，也不问犯人对于犯罪事实有无认识，只知按行为及行为后继起的现象来衡量犯人的责任。并且不论精神正常与否和年龄大小。因而形成了所谓结果责任时代。”{9}

　 结果责任还有两种变化形式，一种是团体责任，是指只要行为人属于某一团体，该团体中的其他成员都要因为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而承担刑事责任。李悝所著的《法经》就规定：“越城者，一人则诛；自十人以上则夷其乡及族。”这种连坐、缘坐制度，就是团体责任观念的产物；另一种是物体责任，即让动物、植物、自然现象和尸体等也承担刑事责任。例如，在古希伯来，撞死了人的牛要被用石头打死，并不得食其肉；在古代日本，有位帝王去法胜寺，被大雨所阻，于是大怒，下令“囚雨”，命令以器皿盛雨下狱；西欧封建社会初期的日耳曼法律规定，犯罪人已经死亡的，可以将其尸体抬到法庭起诉、审判并处以刑罚；直到清朝初年，还将景山上据说是明朝崇祯皇帝在其上自缢身亡的那棵老槐树定为“罪槐”，并加上镣铐，尽管崇祯皇帝魂在何方至今还是“悲啼不知处”。

　 虽然我国封建社会的法律也有关于故意与过失的规定，但是，它强调的是区分故意与过失，要对故意与过失进行轻重不同的处罚，而不是把故意与过失作为责任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刑罚并不以故意或者过失为必要条件。例如，《唐律·斗讼律》规定：“诸过失杀伤人者，各依其状，以赎论。”注云：“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共举重物力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跌足，及因击禽兽以致杀伤之类，皆是。”“显然，这里对过失的解释，只是指犯罪人在主观上没有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目的或意图，但实际上包括了意外事件。所以，事实上仍然存在着客观归罪的现象，刑事责任仍然是一种客观责任。”{10}

　 结果责任并不意味着某一结果总要有一个人负责，也不意味着某一结果与对该结果负责的人没有任何关联，它仅仅意味着即使某人不是某一结果的创造者和实现者，也要把该结果归属于他，让他承担起对该结果的责任，通过这种方式，使被该结果所扰乱的社会秩序恢复平静，尽管这种被恢复的社会秩序可能是对现代文明的嘲弄。《名公书判清明集（下）》中记载了明代的一个判决：儿子状告父亲强奸自己的妻子，法官不去查明强奸犯罪是否发生，就判决打儿子一百杖、儿媳六十杖，采取这种方式来解决父亲与儿子和儿媳之间所产生的冲突，理由是：“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黄十为黄乙之子，纵使果有新台之事，在黄十亦只当为父隐恶，遣逐其妻足矣，岂可播扬于外，况事属暧昧乎！”{11}在这一事例中，具体结果的真实性已经不重要，重要的仅仅是宋朝人认为儿子竟然状告老子这一不可饶恕的“乱伦”。

　 结果责任论的产生和存续具有种种原因，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类还处于愚昧时期，人类因为自己的无知，而把人当作物来对待。由于人类还没有认识到自身的力量，就习惯于依靠魔法维持秩序。在发生了危害结果时，人们不能自己查明危害结果的原因，只好进行神明裁判。在《汉谟拉比法典》中规定：如果有人对丈夫告发其妻子失节，那么，妻子就应该跳进河中接受河水的考验，以是否被河水淹死来证明妻子的有罪或者无罪。{12}直到18世纪中叶，随着魔法统治的结束，才逐渐消除结果责任论。

　 当然，即使在当今社会中，特别是涉及政治生活时，为了防止在公共危险事件爆发时所滋生的不满情绪高涨到政权不能控制的程度，往往会采用结果责任，让某一即使不能避免该事件发生的人成为替罪羔羊。这种情形，正如人们在古装片中经常看到的场景：皇帝的爱妃身患绝症，皇帝痛苦并且威严地对给爱妃治病的御医说：“你必须治好她，否则，砍你的头！”只要是皇帝需要的结果，御医就必须实现，否则，必须以死谢罪，因为御医的命由皇帝掌握着。在这种人治的世界构造中，一个不能自己主宰自己的人，就总是不得不屈服于说不定什么时候变成替罪羔羊的命运。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结果责任论的衰落就是必然的。

　 （二）心理责任论

　 在结果责任论衰落之后，产生的是心理责任论。心理责任论认为，不应在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仅仅存在因果关系这种客观联系时就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只有在行为人与危害结果之间进而存在主观的心理联系时，才应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在“结果责任”已经终结的时代，国家不能仅仅因为产生了某种损害结果就对造成该损害结果的人动用刑罚，只有造成该损害结果的人对该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主观上可谴责的理由时，国家才能对该人动用刑罚。正如哈特已经指出的：“刑事责任旨在保证那些无过失、非故意或处于缺乏服从法律的身体或精神能力状态而犯罪的人们免受惩罚。一个法律制度，至少在伴随严厉惩罚的重大犯罪的情况下，如果不这样做，将面临严肃的道德谴责。”{13}

　 将刑事责任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相联系这一观念的产生，具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刑法中早就存在这一观念，它是古老刑法文化的遗产。在结果责任论盛行时期，虽然故意和过失并非科处刑罚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但是，往往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在欧洲，这一观念可以追溯到罗马人的十二铜表法。古代罗马人利用一个表示“恶意”的概念“dolus”来说明责任问题，把客观事实与行为人主观心理的联系作为科处刑罚的前提，从而产生了“故意”概念。十六世纪的意大利法学家从罗马法中接受了“．故意”（ dolus ）概念，并且，把故意作为成立所有严重犯罪的前提条件。同时，意大利法学家还一般地采用了“过失”（culpa ）概念，将“过失”与“故意”并列，作为科处刑罚的前提。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工业革命后自然科学的发达所带来的祛魅化。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是与自然科学的发达紧密相联的，自然科学所开展的实际＿上是一场祛魅化运动，它证明原则上并不存在什么神秘的、无法估量的魔力，所有的事物都是由因果规律决定的，是人类能够认识和控制的。自然科学的祛魅化也促进了人的解放。在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中，启蒙思想家认识到了人的力量，认识到人不是物，而是有能力创造物的主体性存在。由此，就产生了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以及人的责任。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为了克服封建刑法的残酷性，已经从人道主义出发，开始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解释犯罪现象。

　 但是，刑法中心理责任论的产生，是受到了实证主义哲学的直接影响。在19世纪末，实证主义哲学统治着科学思考，它排除了所有超验的思辨，主张科学思考要从“实证的东西”出发，也就是说，科学研究和科学描述要以存在、事实、肯定的东西和无怀疑的东西为对象，形而上学的超经验的抽象推论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在实践上是无益的。当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不能由经验来检验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虚假问题”。简言之，实证主义哲学主张一切科学思考都要让事实来说话。虽然“事实”这一实证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在实证主义者那里是有争议的和多义的，{14}但是，实证主义者一致认为，哲学必须以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

　 在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下，李斯特等人对刑法中的责任问题进行了自然主义的考察。在李斯特、贝林等倡导的古典犯罪论体系中，区分了犯罪的外部方面（不法）和内部方面（责任）：内部方面的各种心理因素就是责任，而根据当时的理解，这些心理因素仅仅是故意和过失。之所以认为责任就是故意和过失，是因为故意和过失虽然是主观的，但是，它们同时也是心理事实，是能够科学地查明的。正像李斯特在他1881年出版的刑法教科书的序言中所强调的，他试图用各种精确的概念构造一个封闭的体系，并用这个体系为法治国家服务。因此，他努力从责任概念中驱除各种不精确的评价，使责任与故意和过失这些可以肯定判定的因素相联系。

　 心理责任论具有刑法史上不可低估的意义，它使人只对与自己的主观相联系的东西负责，从而为现代意义上的责任原则奠定了基础。正是因为把刑罚与人的心理相联系，就使人不再对纯客观的行为后果负责，从而克服了人的物化，在刑罚中体现了人的尊严。

　 但是，心理责任论存在缺陷，它并未对刑法中的责任问题进行完整的解决。它在方法论上的错误，就是过于重视事实本身，而忽视了对事实的评价。心理责任论并未提出解决责任问题的实质标准，因此，它不能说明为什么要从主观内容中选择出故意和过失作为责任要素，为什么不仅仅把故意作为责任要素呢？它也不能说明为什么存在故意和过失就一定存在责任，事实上，根据今天的责任理论，即使存在故意和过失，行为人也可能没有责任。例如，在免责的紧急避险中，即使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的损害，也因为行为人没有责任而不应对他科处刑罚。

　 （三）规范责任论

　 克服心理责任论的缺陷的，是规范责任论。规范责任论认为，刑法中的责任是行为人在实施不法上存在的谴责可能性。在行为人能够根据法律的要求实施合法行为，行为人却实施了违法行为时，就可以谴责行为人，行为人就有责任。抽象地说，在行为人具有实施其他行为的可能性时，行为人却实施违法行为的，行为人就应受谴责，就有责任。规范责任论强调的是对责任对象的评价。

　 新康德主义是规范责任论产生的哲学基础。在19世纪后半期，谢林、黑格尔等人主张的客观唯心主义（在世界形成之前就存在“绝对精神”这种精神实体）思辨哲学受到各种经验科学的嘲笑和自然主义的攻击，德国的思想界充满了怀疑论、悲观主义和唯物论，为了摆脱这种状况，李普曼（Otto Liebmann,1840—1912）在1860年呼吁“向康德复归”，主张以康德的批判哲学为基础，抛弃了康德哲学中“自在之物”的唯物主义因素，进一步发展了康德的先验论。这种新康德主义认为，从存在（Sein）中不可能产生当为（Sollen），换句话说，通过对现实的经验分析，不可能发现评价现实的规范标准，规范是纯粹理性的自觉运动。新康德主义试图扭转自然主义或者实证主义的风潮，主张所经验的实存现象都涉及最高价值，应当以这些最高价值来建构并且区分实存现象，从价值的观点将知识体系化。{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