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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旅游局


关于扩大边境旅游促进边疆繁荣的意见
国家旅游局


（1992年7月16日 国家旅游局）


国务院：
自1987年以来，我国已陆续在边疆十二个城镇，开办了对独联体、蒙古和朝鲜的一日或多日边境旅游业务（详见附表）。经过四年的发展，边境旅游业务日趋活跃，管理措施不断改善，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并且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了边境地区同周边国家的直接交往与合作，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与友谊，宣传了自己，了解了别人。周边国家参游人员目睹了我国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中方参游人员通过比较，从而更坚定了对祖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信心。
2．促进了边境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加快了城市建设的步伐。为了适应边境旅游的需要，各边境地区普遍新建或改建了口岸联检设施，整顿了市容市貌，广泛宣传了边境旅游的重大意义，树立了争做文明市民的良好社会风尚。
3．促进了边境地区外向型经济的迅速发展，拓宽了对外经济贸易的合作领域。黑龙江省1991年就通过哈尔滨——伯力七日游，为哈尔滨边境、地方经济贸易洽谈会输送了近三千名原苏联客户，为洽谈会的成功（成交额达十几亿美元）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4．促进了边境地区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带动了交通运输，繁荣了商品市场，振兴了服务行业，增加了财政收入。自黑河一日游开通以来，黑河民航班机由过去的每周1班发展到目前的每周14班，北黑铁路提前通车，增加商业销售利润约900万元，宾馆餐厅等服务行业淡季不淡
，旺季更旺，仅1991年一年，三个主要集贸市场上缴税收就达150万元以上。
5．增进了边境地区与全国各地的横向联系，提高了边境地区的知名度。据统计，黑河地区已同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3000多家企业建立了经济关系，全国各地在黑河设办事处的单位达50多个，这也是边境旅游和边境贸易紧密结合的成果。
6．提高了旅游经营单位的经济效益，使旅游行业在边境地区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明显提高。如中朝边境旅游开办4年以来，国旅丹东支社工作人员就由过去的3人扩大为40人，资金由4500元发展到现有固定资产250万元，4年共创利税466．5万元，1991年达到人均创
利税12．7万元。
我们认为，发展同周边国家的边境旅游事业，既利于我兴边富民，稳定边疆，又利于对外扩大影响，增强我国际地位，符合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考虑到各有关省、自治区的强烈要求和实际业务需要，我们建议适当扩大边境旅游业务，拟同意以下基本具备条件的地区（均为对外国人开
放的市、县、镇），本着繁荣边疆、稳定边疆的原则，开办适合当地具体情况的边境旅游：
一、黑龙江（中俄）
1．绥芬河—海参崴三日游
2．五大连池、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五日游
3．牡丹江—纳霍德卡五日游
二、吉林（中俄）、（中朝）
1．珲春—斯拉夫扬卡二日游
2．珲春—纳霍德卡三日游
3．珲春—罗津，图门—罗津二日游
4．龙井—清津三日游
5．长白—三池渊三日游
三、辽宁（中朝）
1．丹东—平壤—南浦五日游
丹东—平壤—金刚山五日游
四、内蒙古（中蒙）、（中俄）
1．二连浩特—赛音山达三日游
2．二连浩特—乌兰巴托五日游
3．呼和浩特—乌兰巴托四日游（空路）、七日游（陆路）
4．海拉尔—赤塔三日游
5．满州里—红石—乌兰乌德三日游
6．拉不大林—红石二日游
7．拉不大林—嘎拉嘎区二日游
8．拉不大林—赤塔州三日游
五、新疆（中哈）
1．塔城—玛坎赤二日游
2．博乐—乌赤阿拉勒二日游
六、云南（中老）、（中缅）
1．勐■—勐赛二日游
2．勐■—琅勃拉邦六日游
边境旅游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既要加强宏观管理，又要注意微观搞活，以进一步带动地方的经济发展。在扩大开放同时，由我局商公安部等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和组团细则，防止任意扩大参游范围、异地申办护照和公费旅游，并坚决杜绝滞留不归，做
好保密，严防泄密工作。除政府间有互免团体旅游签证协议外，参游双方均需事先办妥签证。
以上意见，如国务院原则同意，可授权国家旅游局商有关部门逐个审批。
编者注：
本《意见》在征得外交部、公安部、海关总署等部门同意并会签后，于1992年7月24日报经国务院主管旅游工作的领导同志批准。批示同意国家旅游局的意见，并要求进一步搞好宏观管理，逐步完善有关开展边境旅游业务的有关规定。



1992年7月16日
被宣告死亡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否终止

北安市人民法院王素杰


对此问题，学界众说纷纭。纵观学者提出的理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权利能力消灭说。这一学说又可以分为完全终止说、绝对终止和相对终止说。二是权利能力存在说，该说认为宣告死亡的法律“效力限于以其原住所地为中心的区域。若受宣告人并未死亡，而在其他地区生存，那么，其在该他地区不但仍然具有权利能力，而且其民事活动也不受影响。”
完全终止说即通说认为，自然人宣告死亡应发生与自然死亡相同的法律效力， 被宣告死亡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终止。我国台湾学者也一般认为，宣告死亡虽然非自然死亡，但应视同自然死亡，即具有使自然人消灭权利能力的效果。这一观点为本书所赞成。 但是，宣告死亡只是对失踪人是否死亡所作的一种推定，实际上失踪人有可能并未死亡.有学者认为，“被宣告死亡的失踪人多数情况下确已死亡，被宣告死亡而实际并未死亡者极少。” 当然，笔者也认为在现有科学技术条件下被宣告死亡人实际上已经死亡是一种常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强调宣告死亡的完全不同于自然死亡（不能导致失踪人权利能力的消灭），实质上是站在失踪人利益保护的角度，将被宣告死亡的人的‘重新出现’作为一种 ‘常态’即可能性极大的事实来予以对待。” 笔者认为一项民事法律制度的设计应该尽可能兼顾利害关系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宣告死亡的目的只是重点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也就是并不否认应兼顾失踪人的利益。如果认为被宣告死亡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终止，那么就会导致与失踪人在其实际生存的地方所从事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的相对人,很可能以失踪人已是被宣告死亡人为由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从而损害失踪人的利益。有人也许会认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失踪人自己及相对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宣告死亡以溯及地恢复其民事权利能力。但是我们知道，某些失踪人由于出于种种原因如婚姻失败、家庭不幸等不愿向法院申请撤销宣告死亡，此即导致了失踪人生存地与失踪人有关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不稳定，即有可能损害失踪人的利益，也有可能损害相对人的利益。因此，只要存在损害法律关系中某一方当事人利益的法律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就有修正的必要。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被宣告死亡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的终止可以分为绝对终止和相对终止。绝对终止是指在宣告某公民死亡时，该公民就已经死亡，即自然死亡在前，宣告死亡在后，在这种情况下，被宣告死亡的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绝对终止。相对终止是指被宣告死亡公民原住所地（宣告死亡地）为中心的区域的权利能力终止，而在他生存的区域（生存地）仍然有权利能力。 这种观点的提出试图在理论上对宣告死亡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的解释，这一点是值得学习和提倡的。如果理论上能够把某一问题在实际情况中的现象一一解释清楚，这应该是理论研究的所要达到的周圆性，也是众多学者梦寐以求的。但是实际情况纷繁芜杂，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问题和新情况层出不穷，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因此想达到理论的周圆性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如果说绝对终止的观点还具有合理性的话，那么相对终止的观点则缺乏充分的说服力。“所谓‘失踪人原住所或居所为中心’之表达，根本不具有确切的含义。何谓‘中心’？倘失踪人于失踪前在距其原住所万里之遥的地方实施了法律行为，是否仍为‘中心’之所及？很显然，宣告死亡的效力及于其失踪前所涉之一切法律关系，其并无范围之任何限制。而所谓‘原住所为中心’之外的‘范围’，在被宣告死亡的人生还事实出现之前，纯属虚构”。 因此，这种观点也未必能充分地解释实践的各种情况。
权利能力存在说认为宣告死亡仅发生与自然死亡相似而不相同的法律效果。 有学者对此提出在宣告死亡而且实际上已经自然死亡的情况下，在理论上会出现一个悖论，即实际死亡的人如何还能拥有民事权利能力呢？此种认识颇有理论至上的色彩。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也为实践中服务。制度的设计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反之，如果实践中不可能出现问题的，则设计解决该问题的制度则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只是在理论上为完善理论具有一定意义，但其只是空想而已。赋予自然人以民事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责任能力目的在于保护、限制自然人及其利害关系人通过其民事活动所获得的利益。在失踪人被宣告死亡且实际已经死亡的情况下，虽会出现理论的悖论，但在实际中却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因为一个实际已经死亡的自然人是不可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去获得利益、侵害他人利益以及被其他人侵害自己的利益。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既可以兼顾保护在失踪人被宣告死亡但实际并未死亡情况下失踪人自己和其生存地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同时也不会违背宣告死亡制度的根本目的；而且也可以充分解释为何《民法通则》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有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被宣告死亡期间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以及最高法院在《民通意见》第36条第二款规定：“被宣告死亡和自然死亡的时间不一致的，被宣告死亡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仍然有效，但自然死亡前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与被宣告死亡引起的法律后果相抵触的，则以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为准。”（如转载敬请注明作者）

参考文献：
参见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第105页。
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参见龙卫球著：《民法总论》（第二版），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212页。
参见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第105页。
参见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版，第112页。
参见滕淑珍：《论被宣告死亡的公民民事权利能力的终止》，载《政法论丛》1997年第2期。
参见尹田：《论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
参见周振想编著、王作富审定：《刑法学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