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邯郸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
河北省邯郸市人大常委会
邯郸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邯郸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
（2001年11月2日邯郸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2002年3月30日河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
邯郸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邯郸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决定对《邯郸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六条中的“推行环境卫生用工制度改革”，修改为“积极推行环境卫生事业各项改革，增强环境卫生事业发展活力”；删除“积极发展环境卫生事业”；在“根据需要”后，增加“和条件”三字。
二、第七条第一款在“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之后，增加“维护环境卫生设施”的内容；第二款在“并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有权制止和检举”后增加“举报经核实的，应对举报人进行表彰或奖励”。
三、第八条将“应当佩戴统一标志，出示省人民政府统一制发的执法证件”修改为“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依法行政”。
四、第九条中在“推广先进技术”之后增加“扩大机械化清扫面积”。
五、删除第十六条一、二、三款，修改为：“城市集贸市场应当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加强管理。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占用城市道路和公共场地摆摊设点从事经营活动。”
六、删除第十七条。
七、第十九条改为第十八条，删除第一款中的“临街的”三字和第二款中的“临街”二字。
八、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二条，将“可”修改为“应当”。
九、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二十三条，修改为：“城市内具备供热和供气条件的多层和高层建筑应当实行垃圾收集袋装化，设置相应设施；新建的不准设置垃圾通道，原有的责成其管理单位限期改造。不具备供热供气条件的多层和高层建筑应当设置封闭式垃圾通道或者垃圾贮存设施，并修建清运车辆通道。
所有楼房均不准设置临街垃圾道口，现有的责成其管理单位限期改造。
街道两侧、广场、居住区和人流密集地区应设置封闭式垃圾容器、废物箱等设施。”
十、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四条，删除“因建设需要”等字；“专业单位”修改为“行政主管部门”。
十一、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删除“所在区”三字。
第二款删除“居住区和小街巷等区域的环境卫生，由街道办事处（乡、镇）组织专人清扫、保洁。”修改为“小街巷的环境卫生，由街道办事处（乡、镇）负责；居住区的环境卫生，由居委会（村委会）或物业管理单位负责。”
第三款在“由环境卫生专业单位”前，增加“分别”二字。
十二、第二十八条改为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删除“会同”二字，在“承包范围由”之后增加“区爱卫会办公室会同”。
十三、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删除“工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等字，改为“业主单位负责，做到专人清扫保洁，垃圾日产日清。”
十四、第三十四条改为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在“居民委员会”后，增加“（村委会）或物业管理单位”；第二款“生产垃圾”改为“企业的生产垃圾”；“由所在区”改为“应当委托”；第三款“须”改为“应当”，删除“所在区”三字；删除第四款。
十五、第四十条改为第三十九条，将“狗”改为“大型犬、烈性犬”；删除“须经所在区人民政府”“公安、卫生防疫”“做到除害”等字，改为“犬类由公安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批，其它家禽家畜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批，饲养者必须遵守防疫和保洁等有关规定”。
十六、第四十二条改为第四十一条，第（二）项删除“设置停车场”；第（四）项修改为“占用城市道路和公共场地摆摊设点的，处以十元至五十元的罚款”并调至第四十二条第（一）项。
十七、第四十三条改为第四十二条，增加第四十一条第（四）项为第（一）项，以下各项顺延；第（四）项中“布”改为“帐”；第（五）项删除“临街”二字；第（七）项在“清扫保洁”之后增加“和扫雪”三字；在“处以五元至一百元的罚款”前增加“对个人”三字，此后增加“对单位处以一百元至一千元的罚款。”
十八、第四十四条改为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的“狗”改为“大型犬、烈性犬”；删除“会同区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街道办事处（乡、镇）强制灭除”改为“予以没收”。
十九、删除第四十六条。
二十、第四十八条改为第四十六条，删除“可以自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自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修改为“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二十一、删除第五十二条。
此外，对条文的顺序作了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邯郸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附：邯郸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02年修正本）
（1994年10月28日邯郸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4年12月22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根据1997年5月29日邯郸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1997年9月3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的《关于修改〈邯郸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1年11月2日邯郸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2002年3月30日河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的《关于修改〈邯郸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创造整洁优美的城市环境，根据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河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城区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区负责，市、区、街道办事处（乡、镇）三级管理，专业人员管理和群众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市、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实施有关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
（二）编制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的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
（三）对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进行管理、监督检查；
（四）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处罚。
第五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事业纳入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组织实施。
市容和环境卫生专业规划，应当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第六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依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推行环境卫生事业各项改革，增强环境卫生事业发展活力。根据需要和条件逐步增加环境卫生事业经费，提高环境卫生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
第七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科学知识的宣传，提高公民的环境卫生意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维护环境卫生设施。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应当尊重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人员的劳动，不得妨碍、阻挠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人员履行职务；并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有权制止和检举。举报经核实的，应对举报人进行表彰或奖励。
第八条 市容和环境卫生执法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依法行政，文明执法。
第九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扩大机械化清扫面积，改进垃圾、粪便的收集运输和处理手段，提高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能力，逐步提高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水平。
第十条 对在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城市市容管理
第十一条 城市内的建筑物和设施，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城市容貌标准。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建筑物的造型和外部装饰，应当与环境相协调。
第十二条 临街建筑物的阳台、窗外、房顶、走廊不得堆放、悬挂有碍市容观瞻的物品。封闭阳台不得低于木框玻璃标准。
临街残墙断壁和破旧房屋应及时整修或者拆除。
第十三条 在城市内设置户外广告标语牌、橱窗、标志牌等，应当内容健康，外型美观，用字规范，并定期维修、油饰或者拆除。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牌、宣传牌、霓虹灯、灯箱、电子屏幕、画廊等，必须经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按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峰峰矿区内的须经区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按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四条 城市内的主次干道和繁华街道两侧的建筑物前，应当根据需要与可能，选用透景、半透景的围墙、栅栏或者绿篱、花坛（池）、草坪作为与街道的分界。
临街树木、绿地、花坛（池）等应当保持整洁美观。栽植、修剪树木花草作业遗留的渣土、枝叶等必须在两日内清除。
第十五条 城市的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不得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或其它设施。因建设等特殊需要确需临时堆放物料以及搭建临时建筑物或其它设施的，由建设单位向所在区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报经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按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峰峰矿区内的须经区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按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六条 城市集贸市场应当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加强管理。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占用城市道路和公共场地摆摊设点，从事经营活动。
第十七条 城市内的工程施工现场的材料、机具，应当堆放整齐；临街工程施工工地应当围帐作业；工程停工时，应当及时整理场地并作必要的覆盖；建筑施工以及市政作业所产生的渣土、污物及废弃物，应当及时清运，工程竣工后，应在两日内自行清理干净，并平整场地。
第十八条 禁止在建筑物和其他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
不得擅自在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及树木上张挂、张贴宣传品等，特殊需要时，须经市、区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三章 城市环境卫生管理
第十九条 城市内的环境卫生设施，应当保持整洁、完好，定期清洗消毒，符合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城市环境卫生标准。
第二十条 城市人民政府在进行新区开发或旧区改造时，应当依照城市环境卫生专业规划，建设相应的生活废弃物的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理等设施，所需经费纳入建设工程概算。
环境卫生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交付使用，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参与工程的审批和竣工验收工作。
第二十一条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城市环境卫生专业规划和有关标准建设、改造粪便、垃圾无害化处理厂、垃圾转运站和公共厕所。
公共厕所应当有专人管理，保持清洁卫生。粪便应当排入贮（化）粪池或者城市污水系统。具备条件的水冲式公共厕所可适当收费。
第二十二条 各类化粪池、贮粪池，由其产权单位及时清掏；无清掏能力的，应当委托环境卫生专业单位有偿清掏。
第二十三条 城市内具备供热和供气条件的多层和高层建筑应当实行垃圾收集袋装化，设置相应设施；新建的不准设置垃圾通道，原有的责成其管理单位限期改造。不具备供热供气条件的多层和高层建筑应当设置封闭式垃圾通道或者垃圾贮存设施，并修建清运车辆通道。
所有楼房均不准设置临街垃圾道口，现有的责成其管理单位限期改造。
街道两侧、广场、居住区和人流密集地区应设置封闭式垃圾容器、废物箱等设施。
第二十四条 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列入城市环境卫生专业规划的公共厕所、垃圾转运站等环境卫生设施的建设、改造和设置；不得损坏或擅自拆除城市的环境卫生设施。确需拆除、搬迁的，由建设单位会同所在区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拆迁方案，报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峰峰矿区内的报区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五条 城市的主要街道、广场的环境卫生，由环境卫生专业单位负责。
小街巷的环境卫生，由街道办事处（乡、镇）负责；居住区的环境卫生，由居委会（村委会）或物业管理单位负责。
城乡结合部的环境卫生，按照区域范围，分别由环境卫生专业单位、街道办事处（乡、镇）负责。
道路、广场应当坚持一日两扫，全天保洁。
第二十六条 飞机场、各类车站、停车场、影剧院、博物馆、展览馆、体育馆（场）、公园、风景点、绿地等公共场所卫生责任区的环境卫生，由其单位负责。
第二十七条 所有单位均应按照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划分的卫生责任区，自行负责清扫保洁。
临街单位和门店实行“门前三包”，即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承包单位有权对影响卫生、绿化和秩序的行为进行监督管理。承包范围由区爱卫会办公室会同区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所在街道办事处（乡、镇）划分。
降雪后，环境卫生、市政管理、公路交通等部门和临街单位，按其划分区段于两日内将积雪清除干净。
第二十八条 集贸市场的环境卫生，由业主单位负责，做到专人清扫保洁，垃圾日产日清。
所有产生废弃物的摊点经营者必须设置废弃物回收容器，保持周围环境整洁。
第二十九条 城区内铁路和公路沿线、河道、水渠的环境卫生由其管理单位负责。
第三十条 清运垃圾、粪便和运输砂石料、灰浆、煤炭等散装和流体货物的车辆，应当密封、包扎、覆盖，避免泄漏、遗撒。
第三十一条 城区内的一切车辆应当保持外型完好整洁，不得带泥行驶。
第三十二条 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倾倒生活垃圾、粪便等废弃物。
严禁向道路、河道、水渠、绿地和公共场所倾倒垃圾、粪便、污水、污物。
第三十三条 居民生活垃圾的收集由所在街道办事处（镇）的居民委员会（村委会）或物业管理单位负责，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生活垃圾的收集由该单位负责，均须按指定地点倾倒在垃圾场、站、点，日产日清。
企业的生产垃圾和单位自管职工居住区的生活垃圾应自行清运，倾倒在指定的垃圾场。无清运能力的，应当委托环境卫生专业单位有偿清运。
市场外商业性的单位和个人产生的垃圾和废弃物，应当委托环境卫生专业单位有偿清运。
第三十四条 建设单位和个人，在向规划管理部门或拆迁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拆迁许可证的同时，必须向同级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筑垃圾排放处置手续，按指定地点倾倒。
无能力清运的由环境卫生专业单位有偿清运。
第三十五条 环境卫生管理逐步实行社会化服务。委托环境卫生专业单位、民办清扫队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理城市废弃物的，应当按规定缴纳环境卫生服务费。环境卫生服务费，必须专项用于发展城市环境卫生事业，不得挪作他用。
第三十六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采用多种形式发展燃气事业，改变燃料结构。
城区内的经营性饮食业及饮食摊点，应当使用燃气、型煤等清洁燃料。
第三十七条 医院、疗养院、屠宰场和生物制品厂产生的废弃物，必须使用专用容器收集，按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严禁混作一般生产垃圾或生活垃圾处置。
第三十八条 公民应当爱护公共卫生环境，禁止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烟头等废弃物。
禁止在城区内焚烧树叶、杂物。
第三十九条 城区内禁止饲养大型犬、烈性犬、猪、羊、兔、鸡、鸭、鹅等家畜、家禽；因教学、科研以及其他特殊需要饲养的，犬类由公安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批，其它家畜、家禽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批，饲养者必须遵守防疫和保洁等有关规定。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城市内凡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由市、区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限期改造或者拆除；逾期未改造或者未拆除的，经市、区人民政府批准，由市、区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强制拆除，并可以处相当于其工程项目投资总额千分之五至千分之二十五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区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或者拆除；逾期未清理或者未拆除的，经市、区人民政府批准，由市、区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制清理或者拆除，并按照本条规定的标准处以罚款：
（一）在城市内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处以五百元至二千五百元的罚款；
（二）在城市的道路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按照占地面积处以每日每平方米二元至十元的罚款；
（三）在城市的道路两侧和公共场地搭建建筑物或其他设施，处以相当于其工程项目投资总额千分之五至千分之二十五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区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责令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按照本条规定的标准处以罚款：
（一）占用城市道路和公共场地摆摊设点的，处以十元至五十元的罚款；
（二）在户外进行栽培、修剪树木、花草或者其他作业遗留的渣土、叶枝等，两日内不清除的，处以每平方米五角至二元五角的罚款；
（三）运输散装和流体货物的车辆不采取密封、包扎、覆盖措施造成漏、撒的，市容环境卫生执法人员可责令停车，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按照污染面积处以每平方米一元至五元的罚款；
（四）临街工程施工工地不设置护栏或者不作围帐遮挡的；工程停工时不及时整理场地并做必要覆盖的；工程竣工后两日内不清理和平整场地、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处以一百元至五百元的罚款；
（五）在建筑物、构筑物或其它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或者未经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张挂张贴宣传品等，处以二十元至一百元的罚款；
（六）不按照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地点、方式倾倒垃圾、粪便、污水、污物的，处以十元至五十元的罚款；倾倒一吨以上的，处以每吨五十元至二百五十元的罚款；
（七）环境卫生专业单位、民办清扫队、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履行卫生责任区清扫保洁和扫雪义务，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对个人处以五元至一百元的罚款，对单位处以一百元至一千元的罚款；
（八）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烟头等废弃物的，处以二元至十元的罚款；
（九）在城区内焚烧树叶、杂物的，视其危害程度处以每次十元至三百元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未经批准饲养家禽、家畜的，由区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限期处理或者予以没收，并处以每只十元至一百元的罚款。
未经批准饲养的大型犬、烈性犬，由公安部门予以没收，并对饲养者处以每只五十元至五百元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未经批准拆除城市环境卫生设施，或者未按照批准的拆迁方案进行拆迁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处以相当于其工程项目投资总额千分之十五的罚款。
损坏城市环境卫生设施或者附属设施的，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单位除责令其恢复原状外，并处以二百元至一千元的罚款。
盗窃、破坏环境卫生设施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侮辱、殴打市容环境卫生工作人员或者阻挠其执行职务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们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七条 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四十九条 各县（市）的建制镇和未设镇建制的城市型居民区，可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一九九五年三月一日起施行。
“我国目前的案例指导制度既不是我国古代条例制度的复活，也不是大陆法系国家判例制度的引入，因而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法律制度。我国距离真正实现判例制度，仍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作为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2010年案例指导制度正式启动。2010年在我国法治史上是具有标志意义的年份，法律体系宣告形成和案例指导制度宣布启动，这意味着我国法律规则体系的发展完善。因此，只有从法律规则体系这一视角切入，并以我国古代法律样式和英美法系的判例法与大陆法系的判例制度为背景，才能深刻地揭示案例指导制度之于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大意义。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颁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所确立的案例指导制度，是指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并统一发布对全国审判、检察工作具有指导作用的指导性案例的制度。《规定》都强调指导性案例是对审判、检察工作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案例，从而把它与不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加以区分。
随着指导性案例的颁布，一种司法规则形成的机制得以产生，并将对我国法制规则体系的发展完善带来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我国法律规则体系其实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立法机关创制的法律，这是狭义上的法律;二是行政机关创制的行政法规，这是中义上的法律;三是司法机关创制的司法规则，以前是司法解释，现在又增加了一种，即指导性案例中的裁判规则，这是广义上的法律。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不仅是一个适用法律的过程。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规则，共同构成我国法律规则体系。
一
法律样式的多元性，可以说是中华法系的传统之一。近代法学家沈家本为清代著名律学家薛允升著《读例存疑》所作之序中，为我们勾勒了我国古代法律规则体系形成与变动的一条基本线索。中国古代除基本的法律形式——律，也就是刑律以外，都还存在补充性的法律形式——敕、令、格、式等。尤其是从明代开始，例成为律的辅助性法律形式。沈家本对律例关系作了生动说明，并对例可能带来的对律的冲击作了深刻的阐述。在以上各种法律形式中，例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在例的研究中，除律例关系以外，其实更应当关注的是例与判例的关系。如果转换成现代话语，这个问题应该表述为:例到底是属于成文法的范畴，还是属于判例的范畴?对此，在我国法学界存在争议。
我国学者武树臣提出了法律样式的概念，并认为中国古代的法律样式是“混合法”，即成文法与判例的循环互补性。武树臣教授在论及中国古代的判例时指出:历代的决事比、故事、法例、断例、例等，都标志着“判例法”一脉相传、经久不衰的独特地位。判例经朝廷核准后成为与成文法典并行的法律渊源。有价值的判例则被抽象成为成文法条并被成文法典所吸收。成文法典本身的缺欠(不可能包揽无余，也不可能随时变更)使判例制度得以存在和发展。而朝廷对判例的集中管理(审核、批准、选择、编纂)又避免了判例庞杂无序的缺点。而成文法典对判例的吸收，则既避免了双方的短处，又综合了双方的长处。“成文法”与判例的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并行不悖、循环往复的动态联系，构成了中国“混合法”的独特样式。在此，武树臣教授把我国古代法中的例视为判例。
清代学者王明德认为，例之为义有五:(1)名例;(2)条例;(3)比例;(4)定例;(5)新例。显然，王明德所说的例之五种含义，均是指成文化的法条，而不是判例。当然，例和判例之间是紧密相关的，某些例就是从判例中抽象提炼出来的，我国学者汪世荣将这一过程称为因案生例，并将因案生例称为判例形成机制。因案生例的判例形成规则，是指司法官在其司法活动中，针对具体案件的裁判，认为应该通过该案总结、创制出特定法律规范时，便在判决中附请定例。最高统治者以上谕的形式，在对该案作出批结的同时，可以概括出具体的、普遍适用的法律规范，这就是例。例的表现形式虽然为制定法，但通过具体案例附请产生的例，却体现的是判例法制度。因为，就这种例的产生看，其产生于具体案件的司法判决，来源于特定案例;就这种例的形成程序来看，要经过司法官的附请，经过上谕的确定，离不开对具体案件的裁判程序;就这种例的适用看，其赖以产生的具体案例是对其正确理解和适用的基础，这些具体的导致例的直接形成的案例，被称为例案，例案是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准确理解和适用例的重要参考依据。因案生例的判例形成规制，在体现封建专制皇权对司法权的绝对垄断时，体现着中国古代法律的统一性特点，有限制地认可了司法官创制法律的作用。
因案生例确实是对例的形成机制的生动描述，大多数例，如清代律例合编中的条例，都是从成案中提炼出来，针对特殊情形所制定的规则。例如，在《大清律例·谋杀人》中有以下条例:凡僧人逞凶谋故惨杀十二岁以下幼孩者，拟斩立决。其余仍照本律办理。上述条例系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山西巡抚觉罗巴延三审提僧人界安将十一岁幼徒韩二娃用绳拴吊叠殴立毙一案，钦奉谕旨，纂为定例。
由此可见，上述严惩僧杀条例虽然出自僧人界安杀幼徒韩二娃案，但该案只是形成条例的缘由，就条例本身而言是一条法律规则，而非判例。这一条例的形成符合因案生例的特征，但形成的条例是否等同于判例，尤其是因案生例是判例形成机制还是成文法形成机制，则不无商榷之处。我国学者刘笃才提出“判例是可以援引作为审理类似案件的判决”这一命题，以此作为出发点，对判例作了以下界定:判例之所以是判例，必须保持其自身的形态，即作为具体的判决而在其后的司法领域发生法律效力。也就是说，作为后来判决案件的依据的，是某一具体案件的判决，而不是据此判决经过改造已经上升为制定法的抽象的法律条文。
根据以上标准，我国古代的例当然是成文法而不是判例。可以说，律例合编的《大清律例》是一部成文法典，而不是成文法与判例法的合编。我国古代虽然曾经出现以成文法为主、以判例为辅的法律体制，但自明清条例入刑律以后，判例逐渐被禁止援引。因此，条例的兴盛恰恰意味着判例的衰亡。《大清律例》附例规定:除正律、正例而外，凡属成案未经通行着为定例，一概严禁，毋得混行牵引，致罪有出入。《大清律例》就是正律与正例的合体编纂，其例并非判例而是成文法，由此可见其彰。这种律例合编的形式不但便于使用，而且也解决了清初法律中律、例相抵牾的矛盾。因此，编入法典的条例是从成案演变而来，但经过编纂以后，已不见判例的踪影。
二
我国古代的条例，不仅与英美法系判例法不同，而且不同于大陆法系的判例制度。对于条例与英美法系判例法的不同，这是十分容易理解的。因为在英美法系国家是以判例为法律，判例中的司法规则是法律的载体。但对于条例与大陆法系判例制度的不同，则需要加以界分。大陆法系是采用成文法的，但与此同时又充分发挥判例的作用。这时，判例的作用不是取代法律，而是对法律起到一种解释作用。然而，大陆法系国家的判例一般都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是在事实上具有拘束力，这种事实上的拘束力来自对司法统一的内在要求与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在审级上的从属性的制度设计。大陆法系国家的判例具有规则性质的是“裁判要旨”。正如我国学者指出:一个判决被确立为判例时，一般都附有适当的“要旨”，判例中隐含的法律原则与规则均体现于此。因此，判例仍然带有成文法的烙印，它通过裁判要旨的形式引导法官和民众去适用，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司法解释的功能。
尽管大陆法系的判例带有成文法的烙印，但就其以分散的形式，由法官选择适用这一点而言，其判例制度与成文法是根本不同的。尤其是在判例制度中，案情本身是裁判规则的前提，也是判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判例制度仍然存在对案情的比对，以此作为援引适用裁判规则的根据。而我国古代的条例，已经从判例中剥离出来，以成文法的形式存活，因而在形式上完全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的判例制度。判例的成文法化，是我国古代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华法系具有成文法的悠久传统，即使是判例也具有成文化的顽强定势。我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判例的命运作了以下论述:从成文法的角度看，吸收判例的过程就是改造消灭判例的过程。而从判例的角度看，融入成文法的过程也就是自我异化消亡的过程。判例上升为条例，是判例的异化。没有这一步，判例无从进入成文法体系。而进入成文法体系，也为其消亡创造了条件。“我已经不再是我，而你却依然是你。”成文法得到了滋养，变得更加丰满，而判例则丧失了其存在的根据。这就是古代判例的最终命运。
三
判例经过提炼以后以条例形式进入法典，而禁止在律例以外援引成案作为判决根据，我认为这是由我国古代的政治结构所决定的。我国古代是一种专制集权的社会，皇权至上，一切法律规则都必须由上而下地颁行，并形成对官吏的有效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任由官吏援引成案，一切成案如欲发生法律效力，都必须经最高统治者确认，以便维护中央集权的体制。成文法与判例法及其判例制度，实际上是满足司法活动对于法律规则需求的两种不同方式。这里涉及规则生成的规律问题。我国学者在论及我国古代法律生成规律时指出:在中国古代，法律是经由两条并行的路线发展成长的。一是设计生成的理性主义路线，主要体现在律典的修定。二是自然生成的经验主义的路线。主要体现在成文法体系之外，通过创设及适用判例，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的探索，反复的检验，逐步的积累，在成熟后再将其改造吸纳入法律体系之中。
我认为，以上对我国古代法律形成的设计生成与自然生成两条路线的归纳是正确的。当然，在自然生成的路径中，判例充当了过渡的角色，一旦纳入法典就丧失了其主体性地位。因此，我国古代法律更为强调的还是设计生成，即强调立法者的权威，强调成文法的作用。如果我们把成文法与判例法这两种法律形式推向极致，那么，成文法体现的是设计生成的法律规则形成模式，而判例法反映的是自然生成的法律规则形成模式。
成文法的制度曾经被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所采用。在这种体制下，立法权与司法权乃至于行政权都集于最高统治者一身，它们都只不过是皇权的派生物。但是，立法者可以是一人或一个机构，它具有高度集中性，而司法者不可能是一人或一个机构，它必然有分散性。为此，专制统治者需要通过立法对司法加以控制。而成文法就是对司法控制的主要形式，它形成对司法裁量权的有效制约，从而维护中央集权。成文法的制度还曾经被古典自由主义者所采纳，在古典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民主体制下，实行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分立，由此形成立法权与司法权直接的互相制约，从而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在这种政治制度的设计中，人民通过立法活动形成法律规则，司法者只能根据这些法律规则处理个案，从而实现人民的意志。虽然专制体制与民主体制是两个极端，但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原先至高无上的皇权被人民主权所取代。在通过立法控制司法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在成文法的体制下，立法权与司法权的相对分工是存在的，尽管终极的皇权或者人民主权在名义上都具有最终的司法权。因此，立法者生成法律规则，司法者消费法律规则，这就是成文法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这是一种计划经济模式的规则供给机制，具有自上而下的特征。这种法律规则供给机制存在一个根本弊端，这就是立法者提供的法律规则难以完全满足司法活动对法律规则的需求。因为立法是一般的、抽象的，而案件是具体的、个别的，两者之间的鸿沟是难以逾越的，这也就是所谓成文法的局限性之所在。
判例法制度往往称为法官造法，即司法者既是法律规则的生成者，又是法律规则的消费者。在判例法制度中，判例中存在的裁判规则就是法律，对此后的判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判例法遵循的是一种自然形成的规律。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可以为这种法律规则形成机制提供根据。哈耶克并不赞同理论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分析框架，而是提出了进化论理性主义与建构论唯理主义的分析框架，亦即进化论与建构论的对立。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的观念最初是从经济学意义上提出的，意图阐明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此后才意识到自发秩序不仅可以在物理领域中发现，而且也可以在社会领域中发现，后者就是所谓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这里的社会秩序，当然也包括法律秩序。因此，从哈耶克的自发的社会秩序的概念中也可以引申出自发的法律秩序的概念，因为这里的法律本身就是行为规则与社会规则。我国学者论及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形成的机制时指出:所谓用演化说明自发秩序的形成与演进，就是指出抽象的行为规则(制度与习惯)，如何经由一套模仿和适应、修正的机制，由人们在并不完全明了其所以然的情况下采用依循，从而自发地形成社会秩序。演化的机制主要有二:选择和适应。可是由于规则的抽象性格，由于它们所凝聚沉淀下来的文化遗产——知识与经验的积累———超越了个人所能掌握的目的、后果以及牵涉到的一对一的环境特色，每个个人选择、调整和适应规则的理由，必然受到一定知识与关怀的限制，并不是这种规则被全体采用的终极理由。换言之，社会秩序的形成和演变，自有其演进的机制，不是人们基于有限知识与特定目的的考量与抉择所能说明的。
自发秩序，无论是社会秩序还是法律秩序的形成，其所谓自发并非完全是无意识的，就个人来说是一种有意识的规则创制活动，但它超出个人知识局限，形成一般秩序则并非设计而是演化的结果。通过判例法形成法律规则，其机制具有自发秩序演化的特征。就个别判例而言，法官是在处理个案，而并非脱离个案地去创制一般的法律规则。但从个案中引申出来的法律规则又具有超然于个案的一般性，从而为后来处理类似案件提供了裁判规则。可以说，判例法的法律规则形成类似于市场经济方式，它是自下而上地形成法律规则，由此满足司法活动对于法律规则的需求。在判例法的制度中，法官不像在成文法中那样，是在与立法者对话，而是与整个司法系统对话，尤其是与法律传统对话，司法的重心也从阐释法律转变为案情对比。因为在成文法制度下，由于法律规则本身较为抽象，将一个抽象的法律规则适用于个案，重要的是对法律规则进行解释，为司法三段论的演绎推理提供逻辑起点。在判例法制度下，由于裁判规则本身已经十分具体，对此已经不需要解释，关键问题在于后案与先例所依存的前案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这也就是判例法的区分技术所要解决的问题。相对于成文法来说，判例法更能够满足司法活动对于法律规则的需求，因为判例具有及时性。判例法的自我生长、自我修复与自我调节机能，是成文法所无法比拟的。当然，判例法也并非完美无缺，其最为人所诟病之处在于，判例具有分散性，不似成文法那样将法律规则以一种集约化的方式(法典)呈现给社会。这一批评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也不是没有误解。判例虽然是零散的，但却因为审级制度的存在而自发地形成一种法律规则效力体系。审级制度决定了判例的效力等级，因而使判例具有一种天生的服从性，否则，不同于上级的判例就会被撤销。这里存在一个判决的淘汰机制与遴选机制，它们都是自动地发挥作用的，而不是人为的设计。因此，判例法制度也完全能够满足自上而下的控制，这主要是通过审级制度实现的，这种诉讼程序对于实体规则的牵引作用体现得十分明显。事实上，极端的成文法模式和极端的判例法模式都是不存在的。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法律规则既不可能完全通过立法提供，也不可能完全通过判例提供，而是两种法律规则的形成模式同时存在。当然，两者之中必然有一种是法律规则形式的主导性路径。在大陆法系国家，成文法典是法律规则的主要载体，判例对于法律适用起到补充作用。而在判例法国家，判例法仍然是法律规则的基本形式，但成文法的法律也日益增加。这就是所谓两大法系之间的融合与接近。
四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成文法的国家，清末沈家本主持的法律改革引入大陆法系的制度，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远的法律文化传统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引入苏俄法制，虽然在政治制度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在成文法这一点上苏俄法制与我国传统法制也是契合的。
近三十年来，我国法制恢复重建，2010年我国法律体系甫告建成，这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在此基础上，我国的司法解释制度也日益规范化，它在司法规则提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司法解释与古代条例的功能是极为相似的，都是法律的细则化。当然，即使是细则化如司法解释，仍然不能完全满足司法活动对法律规则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判例成为提供司法规则的又一种途径。
从目前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设计来看，它不能等同于我国古代因案生例的形式。因案生例的结果是有例无案，它其实是一种成文法的形成机制，而不是判例形成机制。但案例指导制度是以指导性案例为载体的，是案情与裁判规则的有机统一。指导性案例对于司法活动的指导，不仅体现在裁判规则的类比适用，而且会采用区分技术，说明指导性案例和现在审理案件中的事实或法律问题上的区别，以此作为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前提。在这一点上，其比较接近于大陆法系国家判例制度。但就指导性案例必须经一定程序由最高司法机关确认并正式颁布而言，它体现了对指导性案例的集中统一管理的特征，因而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判例制度也是不同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判例作为成文法的补充，是自发地生成的，并未对判例进行集中统一管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目前的案例指导制度既不是我国古代条例制度的复活，也不是大陆法系国家判例制度的引入，因而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法律制度。
当然，现在我国案例指导制度还只是搭建了一个框架，指导性案例对于司法活动的效果尚未显现，对于这一制度进行全面评价尚为时过早。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对我国案例指导制度进行一个初步的评估:我国案例指导制度以最高司法机关集中统一管理指导性案例为特征，表明这一制度具有较为明显的行政控制特征，从指导性案例的遴选过程来看仍然类似于立法。如果每年颁布的指导性案例数量较少，那么，案例指导制度对司法活动的指导性也会极为有限。事实上，判例制度的特点就是法律规则的自然生成，形成自发的法律执行。如果判例经过人工的选择公布才能发生指导效力，那么，这仍然是一种采用立法方式提供法律规则的路径，并未获得判例制度之真谛。由此可见，我国距离真正实现判例制度，仍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